兵”，“聽說昨日又死了人，/管包死的又是傻學生們。”《飛毛腿》寫一個叫“飛毛腿”的洋車伕“老婆死得太不是時候！”而自己也很快成了河裡漂著的屍首。這些死的內容是不加雕琢，以白描的口語形式呈現的。這些普普通通的死在詩人看來沒有詩意，甚至有幾分令人擔憂恐懼，《天安門》最後一句寫道：“趕明日北京滿城都是鬼！”詩人不喜歡這樣的死，他在《深夜底淚》中說：“戰也是死，/逃也是死，/降了我不甘心。”聞一多喜歡以高音來結束，以超越來收場。他詩作中的轉折處喜歡使用問號尤其是歎號，結尾使用歎號更是成了下意識的習慣，聞一多以歎號結尾的詩作多達五十餘首。這成為聞一多生命軌跡的堅實的讖緯。 聞一多的詩歌創作生涯並不長，只是從1921年到1928年的不足十年，詩集也只有《紅燭》和《死水》兩本，此外的零星詩作屈指可數（《奇蹟》，《漁陽曲》，《教授頌》，《政治家》等）。但他青年時期的詩歌創作，決定了他一生的道路選擇。聞一多屬於“詩與人合一”型的詩人，他的詩不是生命的餘裕，而是生命的宣言，他的生命則是一首節奏強烈，富於“繪畫美，音樂美，建築美”的昂揚的詩。在1926年“三·一八”慘案之後，聞一多寫下了《文藝與愛國》，文中說： 我希望愛自由，愛正義，愛理想的熱血要流在天安門，流在鐵獅子衚衕，但是也要流在筆尖，流在紙上。……也許有時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游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所以拜倫最完美，最偉大的一首詩，也便是這一死。所以我們覺得諸志士們三月十八日的死難不僅是愛國，而且是偉大的詩。 偉大的死等於偉大的詩，聞一多終於以生命實踐了這一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的激烈言行明明有著招致死亡的極大危險，但他卻似乎視而不見，甚至是迎著死亡無畏地前行。對於自身所處的法西斯恐怖環境，聞一多的認識是非常清醒的，他不像一些糊塗的學者或者別有用心的文人那樣認為國民黨是保護民主自由的黨。當“一二·一”慘案發生後，聞一多在西南聯大的教授緊急會議上憤怒地說道： 魯迅先生說民國十五年的“三·一八“慘案是中華民國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還有更兇殘更黑暗的日子，是民國三十四年的十二月一日！段祺瑞的衛兵，是在執政府門前向徒手的學生開槍；“一二·九”的時候，北平的軍閥是在大街上行兇；“一二·一”的昆明，竟全副武裝殺到學校裡面來了。這是最野蠻最兇殘的恐怖統治！我們為人師表的人，一定要支援學生，抗議這個暴行…… 在刻於昆明“四烈士之墓”墓壁的《“一二·一”運動始末記》中，聞一多強調：“死難四烈士的血給中華民族開啟了一條生路。”“讓未死的戰士們踏著四烈士的血跡，再繼續前進，並且不惜匯成更巨大的血流……四烈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這裡所體現出來的死亡觀，與他早期詩作中的死亡觀是一脈相傳的。在《最後一次的講演》中，聞一多認為李公僕的死“恰是李先生的光榮！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殺，是李先生留給昆明的光榮！也是昆明人的光榮！”他最後莊嚴宣佈：“我們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