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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弓射鵠志銳堅

——讀周汝昌先生《紅樓家世》有感

研究曹雪芹的祖籍有沒有意義？我以為，如果單只是就祖籍論祖籍，縱然寫出大部頭宏著，論定曹雪芹祖上就是某地籍貫，打個比方，也就好比是拉個滿弓，顯示超人的氣力，屬於雜技性的表演罷了。周汝昌先生對曹雪芹祖籍的研究，卻好比是立了明確的鵠的，滿弓拉起，飛箭出弦，直逼鵠心，這裡面當然含有高超的技藝，但不僅僅是技藝的展現，更重要的，是體現出一種執著的文化探求精神。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推出的周先生的《紅樓家世》一書，副題是《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觀》，這副題把其滿弓所射的鵠的，清楚地告知了讀者。周先生射出的諸箭，究竟有多少支射中了鵠心？一共中了多少環？我以為很有幾箭射中了鵠心，總環數很不少，成績斐然。當然，大家可以各自評定，抒發己見。關鍵是，周先生以入８５歲的高齡，滿弓射鵠志銳尖，令人感佩，引人矚目。

周先生的“紅學”研究，涉及各個“紅學”分支，而用力最多的，當屬“曹學”。在這個分支的研究中，必得研史，甚至要“往事越千年”，又必得作考證，甚至要窮搜細辯，於是有人遠遠一望，便大不以為然，指斥為“離開了《紅樓夢》文字”，“屬於煩瑣考證”。讀《紅樓夢》當然不能離開其文字，但《紅樓夢》的文字是中華古典文化的巔峰結晶，並且極其獨特，對其解讀不能圖省事，走捷徑，西方的古典、現代、後現代文論固然可以引為借鏡，如王國維借叔本華的理論來抒發自己讀《紅樓夢》的審美感受，頗能啟人，但終究還是給人附會之感；中國以往的文論，當然更可以用來作為解讀《紅樓夢》的工具，脂硯齋批書，就使用頻仍，但因為曹雪芹的筆力有超越他以前全部中國文化的性質，因此以這些工具來衡量，往往也力不從心；這就說明，要解讀《紅樓夢》，到頭來還是必須徹底弄清曹雪芹寫作這部偉著的時代背景，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風雲、社會變遷、文化習尚，這也就必須攻史，舉例來說，不通史，怎麼能讀懂“義忠親王老千歲”“壞了事”以及“雙懸日月照乾坤”這些文字字句的深刻內涵？而流傳下來的歷史記載，往往是“勝利者寫的”，比如雍正在與其十幾個兄弟爭鬥王位的鬥爭中終於勝出，那麼，他就要改寫甚至刪削康熙時的大量記載，乾隆雖是和平順利地繼承了王位，他本人甫上臺也很注意實行皇族親睦的懷柔政策，但沒想到權力鬥爭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他再怎麼不願出事，也還是發生了“弘皙逆案”，乾隆果斷麻利地處理了這一政治危機，他勝利了，於是，他採取了銷燬相關記載的“留白”史筆，今人要弄清那時的真情實況——這對研究《紅樓夢》文字至關重要，曹雪芹家族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正是這個時期，《紅樓夢》中賈府的大悲劇展開的時代背景也正是此前此後——還歷史真面目，“補白”，不蒐集資料，作細緻研究，那怎麼能有成果？這樣的“煩瑣”，是面對鵠的，拉弓以射靶心的必要。

周先生的這部新著，不僅體現出他對歷史特別是清史的熟稔，還有對中華古典文化的飽學與融通，更凸顯現出了他治“曹學”的完整體系，就是把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放在氏族文化的大框架內來加以研究，何謂“詩禮簪纓之族”，曹雪芹祖上的文化積累如何承傳到了他的筆下，其明末清初的祖輩如何從南方遷播到北方，後來他祖上那一支又如何從豐潤遷往鐵嶺腰堡並在那裡被俘為奴，以至考出曹雪芹的生日是雍正二年的閏月四月二十六日……等等，這些“曹學”文章絕不是些拉弓無鵠的花架子，而是整合為一把解讀《紅樓夢》的鑰匙。有人質疑這樣的研究是否以“歷史”取代了《紅樓夢》的“本事”，甚至認為這樣研究是不懂得小說屬於虛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