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批綱鑑》於漢代董仲舒“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條下批曰：

限田之制，其名似美，實不可行。且一州一邑中，田滿三十頃者本不多見，即分其所餘，何以與貧民，亦且勢難遍給，徒使富者詭名寄戶，貧者訐告紛爭而已。是豈達治體者之所為？

又就治河一事批曰：

居今之世，雖大禹復生，吾知其無善策，亦不過補偏救弊耳。

儒家既認為人世的理想社會自“三代”以後已一去不可復返，這，大約也就從根本上註定了乾隆初年“迴向三代”努力的不能成功。《御批綱鑑》（卷84）：

時非三古，而談井田封建，皆拘儒不達世變之說。

又曰（卷101）：

古稱“井田善政，行於亂之後，是求治，行於治之時，是求亂”，其說誠不可易。

其後湖南巡撫楊錫紱談到這一問題時說，米貴民貧，原因之一在“田歸富民”，為求解決則“非均田不可”，但均田“行之開創之初，尚虞紛擾，今累葉承平之時，更難施行”。＇16＇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為一種“理想”，也表明當日爭論的核心，並不是“當”與不“當”，而是“能”與不“能”，不是其本身的“是”或“非”，而是在操作層面即如何實施的問題（也終因難度太大而予放棄）。從此清代田制的討論也就轉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有了新的眼光，我們不難發現，發起“均田”、“限田”建議的官員，特別是那些“鐵桿派”，大多都是滿人。如不肯與同僚“會稿畫題”的都統兼刑部左侍郎盛安，“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上前”的漕運總督顧琮，皆為滿洲鑲黃旗人，河東鹽政吉慶，亦非漢人。而採取反對意見的，則漢人為多。聯想到清代初年的“改衣冠”，以及在華北的“圈地”，對漢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無忌憚的剝奪，可以說，滿人對漢人的那套東西，是很“不以為然”的。經常按照自己的某種利益（或“理想”），“不尊重”，甚至“踐踏”它。在這裡，說清朝統治者是什麼“（地主）階級”的代表，恐怕並不妥當。他們自有自己的一套，我們不能再視而不見。對此，與其說這是一種“階級”或“民族”行為，不如說是“政治”行為，甚至可以說接近一種“準政黨”行為，可能更為妥帖。

清政府對於改變土地制度的主要設想，出於種種原因，最終未能實行。同時，清人也正是透過這一輪討論，才確立了當時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而不再打算將其變更。清代的這些制度，——包括土地佔有在內的財產私有權，土地租佃制度，小農家庭經營，農民選擇生產專案和行業的相對自由，市場組織和市集活動的存在，——都在當日經濟和社會生活中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而到二十世紀，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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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代以前，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為公。秦漢之後，土地屬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縣為公。……而陸生楠雲以郡縣之故，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試問今日之禍害何在，陸生楠能明指之乎？大凡叛逆之人，如呂留良、曾靜、陸生楠之流，皆以宜復封建為言”，雍正七年七月丙午諭，《世宗實錄》卷八十三。袁枚《書柳子＜封建論　＞後》：“夫封建，非勢也，聖人意也；郡縣，非聖人意也，勢也”。“然則封建可行乎？曰：道可，勢不可。……且不特無其勢，並無其道”，《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三。

＇2＇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田制二》，李塨：《存治編書後》等，見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456—458、541—545。

＇3＇　如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通告各村說：“你們的尼堪國，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