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還要跳“忠”字舞。對孩子來說，生活是豐富多彩的。

凱瑞採訪的那家公司副經理，就是中國的“老三屆”知青。他來到巴黎已經15年了，與凱瑞談起“文革”，依然記憶猶新。他說如今的“文革”研究者，海外學者比國內多。國內的知識分子，有著某種侷限性和自身的懦弱。因此，大多數中國人還沒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對納粹暴行和法西斯主義的反思。沒有蘇聯崩潰之後，俄羅斯及原蘇聯境內其他民族人民，對70年的歷史和斯大林主義的反思。在德國和俄羅斯等國度裡，歷史的書寫早已走上正軌，罪人都受到了相應的懲罰或者被釘在歷史的恥辱上。而中國對“文革”的反思，還沒有深入到大部分國民的骨髓裡。所以，如何以更大的勇氣和耐心，來面對過去了的傷痕和恥辱，勇敢地追問歷史，不做一個歷史的局外人，是21世紀中國人的責任。

凱瑞的這次採訪，收穫很大。她覺得不僅是因為新結識了一個在巴黎的中國知青，更重要的是他讓她懂得了作為中國人，除了對中國的責任感與使命感，還要有對中國歷史的追問與反思。這天凱瑞回到家，第一次與阿芒探討了有關“文革”的餘毒。那餘毒讓當代中國大部分人，都缺乏懺悔與反省意識。

阿芒談到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中的一個小小故事。

索爾仁尼琴在被捕後的第二天，與一群囚犯一起被押解著步行到某個營地。同行的有六個俄國士兵和一個德國戰俘。押解隊隊長，要求索爾仁尼琴拿起自己的箱子，但索爾仁尼琴想：我畢竟是一個有戰功的軍官，怎麼能夠自己拿著箱子與空著手的六個士兵和一個戰敗民族的俘虜一起走路呢？於是便對隊長說：“我是一個軍官，讓德國人拿我的箱子吧！”隊長便命令毫無錯誤的德國人扛箱子。德國人很快就扛累了，把箱子不斷地換手。於是，和他並排的六個士兵，不用押解員下命令，接過箱子輪流扛著。

索爾仁尼琴當時感到自豪地說：“我的被捕不是因為偷竊，也不是因為背判祖國或者臨陣逃脫，而是因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惡毒的秘密。”然而若干年後，索爾仁尼琴在集中營承受了很多苦難，從苦難中反省自己當年的這一行徑是可恥的。誰將人分為三六九等，誰又說“好人”可以奴役“壞人”？這難道不是重複斯大林的思路嗎？一個自詡為反斯大林主義的清醒者，做的卻是與斯大林一模一樣的事情。索爾仁尼琴從這一細微的事件中，開始了自己的反省和懺悔。1993年，他在回國前夕，對俄羅斯《文學報》記者有一番意味深長的談話：“每個人都必須悔過，說清罪孽，說出他怎樣參與了欺騙。必須從此開始，不必指責誰和定誰的罪。人們自己不應該原諒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許多悔過。我不能替你們懺悔，你們也不會替我懺悔。進行寬恕不是因為我，而是因為每個人，因為上帝。”

阿芒說到這裡，凱瑞覺得與阿芒又在靈魂上走近了一些。他們有許多觀點是一致的。比如“文革”之後的不少中國人，他們已不再相信“品格的力量”，而膜拜“物質利益”。只有少數人，仍在精神世界裡堅守著。凱瑞覺得自己是一個固執的堅守者。在沒有來巴黎前，她便是個對藝術最虔誠的信徒。那堆滿古代聖賢經卷和世界名著的書屋裡，有她按部就班一日三匝的功課。每當孤獨到了極點的時候，她就宛如一朵遺世獨立的燦爛蓮花。智慧是她的星座、她的姓氏，而孤獨則是她的血型。血型是不可改變的。

那時候凱瑞在漫想許多孤獨後，忽然覺得比孤獨更需要漫想的是獨立。獨立是時代的呼喚，真正的獨立者在現代化開放的時代，仍然是困難的。因為獨立就意味著一種抗拒，不是抗拒別的什麼，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