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繪畫發展還走了一條捷徑，在皇帝的示意下，五代十國時期很多著名畫家，都主動或被動地加入了宋畫院。比如隨蜀主孟昶來到汴梁的西蜀畫家黃筌、黃居宷、黃惟亮、趙元長、夏侯延祐、袁仁厚、高文進、高懷節、高懷寶等人，隨後唐李煜來到汴梁的南唐畫家王齊翰、周文矩、顧德謙、厲昭慶、徐崇嗣等。再加上其他各地名家，畫院裡立刻人才濟濟。其中以西蜀畫家比較出風頭，黃居宷和高文進成為了中心人物。人才多競爭自然就激烈，不正當競爭手段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據說有個畫家王士元畫得不錯，作品被推薦出來，高文進因為嫉妒，故意把其作品定為下品，把王士元氣得一走了之。

宋太宗趙匡義喜歡搜訪古今名畫，曾下令全國蒐集，安排黃居宷和高文進負責鑑定，正兒八經地把鑑定過關的珍品藏進“秘閣”。太宗還很有興致地組織人員編撰了一部《名畫斷》。當時有位畫宗教畫的名家武宗元，被認為可以和吳道子相比，傳有《朝元仙仗圖卷》。據說武宗元曾把太宗趙匡義的模樣，畫在洛陽上清宮壁畫三十六天帝的行列中間，引起了眾人的驚訝，太宗為此相當得意，真的以為自己“乃神人也”。

宋代畫壇：東風夜放花千樹（2）

二

唐代號稱封建最強盛時代，宋代其實也很盛，只是軍隊不夠強，所以後來屢遭北方遊牧民族欺負，使得這個朝代有些黯然失色，事實上，說宋代是中國文化藝術的“最強盛”時期，一點也不過分。宋代實實在在地凸起了中國藝術和文化的歷史巔峰。宋代繪畫作品的商品化，比唐代以宗教題材為主的情況，與社會和群眾的聯絡更加密切。老百姓是社會物質財富和文化財富的傾慕追求者，當權派儘管可算是掠奪者，但都給藝術文化的發展製造了空前的動力。

不少人認定宋代是中國傳統繪畫最重要的時代，自有他的道理。宋代山水畫與花鳥畫都達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事實似乎也確乎如此，在山水畫上，李成、范寬、郭熙、劉松年、李唐、馬遠、夏圭以及稍前的荊關董巨四大家，確立了中國山水畫的輝煌典範。這些是唐代無法相比的，唐代只有大小二李、王維等人初步發展了魏晉顧愷之以來的山水畫，實在不夠飽滿完備。有評論說，唐代繪畫還是在尋找繪畫規範的路上，而宋代則是為後代訂立繪畫標尺榜樣的時代。這話大致不錯，比如人物畫，雖然說唐代吳道子、閻立本、周昉、張萱等，都達到了極端高度，“煥爛求備”，但兩宋畫家則“備中求變”，多方探索並大有收穫，比如顧閎中的仕女造型糾正了周昉過於豐肥的問題，周文矩畫衣紋找到了“戰筆”，李公麟完備了“白描”，梁楷用“減筆”創出了寫意人物新法，都成為了後世繪畫之典範。

榜樣的作用是無窮的，所以後世中國畫一般溯源必宗兩宋。花鳥畫就更不用說了，看看一代文皇宋徽宗本人的花鳥畫成績，就夠有說服力的了。國畫中一枝獨壯、千年竄紅的文人畫，也由宋代蘇東坡、米芾、文與可等人高呼成名。宋代建立的國家畫院，標示著職業畫家走上歷史前臺，宋代的皇朝統治總得來說相當開明，太祖有“言者無罪”“大殺大臣”的最高指示，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光宗、寧宗都對繪畫有不同程度的興趣，國家機關的高度認可和士大夫的熱情參與這兩點外力，對社會風氣的影響其實無比重要，因為名譽地位問題，真沒有幾個人會置若罔聞，標榜“超脫”的人，也未必能真正“放下”。這就跟原來唱戲的“下九流”現在地位變了，叫“明星”“大腕”一樣，這有利又有名的活兒，其內在動力足以令人趨之若騖。

宋代繪畫全面豐富了表現手法，提煉出了精粹純熟的技法，它還直接、間接地反映了現實生活，像唐代那樣的理想成分減少了。“通俗”是有很大殺傷力的，這當然有失有得。當然，說宋代繪畫成就高峰，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