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石私下會面“抬槓”的時候，必然繁多難數。不過，胡適與蔣介石私下的“抬槓”，沒有多少人得以親睹其實況。在公開場合，胡適和蔣介石彼此之間，應該是客客氣氣，“揖讓也君子”，因此，在研究院的這場“抬槓”，必然讓人“大開眼界”。得以親逢其盛的李亦園和呂實強教授，對此長存記憶，理有應然。所以，即使他們的述說，稍有小疵，也未必可以都得到文字佐證（例如，胡適是否一開始就說“‘總統’你錯了”這句話，文獻無徵；至於身為“副總統”的陳誠是否有“膽量”拉了蔣介石一把要他坐下，恐怕更是無能驗證），但是，胡適不向政治強人低頭，不對最高領導唯唯諾諾的風骨，絕對是鐵錚錚的歷史事實。

再從蔣介石對胡適的“兩面手法”脈絡而言，蔣介石對胡適這回的公開“抬槓”，明裡不置一詞，心裡應該不會好受。所以，李亦園教授說，蔣介石在胡適擔任“院長任內就未再來過南港了”，是否顯示他對胡適當場反駁自己“耿耿於懷”，固然沒有史據可以證明，卻也不是無跡可察。

大江東流，時過境遷，應該不會再出現指定“中央研究院”任務究竟何在的政治領袖了。然而，研究院作為一方自由與獨立的學術殿堂，絕非理所當然一路平坦；胡適對蔣介石談話的這番公開“抬槓”，就是具體例證。因此，回顧這樁陳年往事，正如李亦園教授的評價，胡適為研究院在追求學術自由與獨立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後世必將追懷永遠，法式無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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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所長所長：從傅斯年說起1

在書寫中央研究院的歷史的時候，傅斯年絕對是不會被遺忘的人物之一。好比說，在1938年7月這個時間點上，他既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又是中研院的（代理）總幹事，承擔院務、所務之外，他還身兼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傅斯年嘗夫子自道曰，自己的職業“非官非學”，他在此刻的多重身份，即是清楚的印證。

然而，即便與傅斯年生命旅途相關的領域如是廣泛，他未曾顧此失彼，還是兼籌並蓄，“做此官，行此禮”，扮演好每一個角色，拿捏好應該有的分寸。例如，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軍、公、教的待遇極差，領導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的大師費正清，自1942年起從華盛頓的工作崗位上被調到重慶，先後擔任過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及美國新聞處處長，即親眼目睹戰爭期間知識分子瀕臨經濟絕境的困頓。他在家信裡便說，送給中國教授一支自來水筆（fountain　pen）的價值，即遠遠超過他一年的薪水。在如是的大環境下，身兼史語所所長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傅斯年，一樣也得為了“開門七件事”而苦惱，在寫給夫人俞大綵的家信裡，便仔細討論“米貸金”的事該如何解決。只是，即使面臨這般窘局，傅斯年依舊枵腹從公，儉樸自持，絕不以兼職身份拿兩份薪水，所以毅然退還了向參政會領得的薪水及生活補助費。傅斯年的清廉自持，本來只是公務員應有的最低道德標準；可是，對比於當時權貴高官之貪婪橫行，他的進退出處，卻是空谷足音，深具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道德風格的典範意義。

不過，傅斯年這般的自我規約，卻不會“推己及人”，要求同儕同樣遵守。相對的，他反而以個人豐富的政治/人際網路為同仁爭取緊急救助和福利。例如，他將梁思成、思永兄弟“危苦之情，上聞介公（按：蔣介石）”，表明他們“需實時之救急”的困窘。這等俠義作風，讓梁思成之妻林徽因“感與慚並”，不得不致函盛譽傅斯年“存天下之義，而無有徇私”。

同樣的，一代史學大師、史語所專任研究員兼一組（後來的歷史學組）組主任陳寅恪也是傅斯年幫助的物件，只要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