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檔案盒。盒子上寫著他的名字,裡面裝著屬於他的資料,不但有年齡、職業、家庭,甚至還有生前的愛好。”
如果,能找到那些遇難者和倖存者的名字,把他們編成《名錄》,輸入“資料庫”,再製成檔案盒,那將給人們一種全新的瞭解歷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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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50年的追問
2005年,《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錄》和《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名錄》的編輯工作開始了。
然而,時隔70年,想找到那些逝者的資訊,談何容易?資料的缺乏是編輯者們遇到的最大困難。
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和倖存者的資料,遠比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的名字難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多年的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王衛星說,“猶太人進入集中營很多都做了登記,但當時南京的流動人口很多。淞滬會戰時,很多上海和安徽的難民認為南京是首都,會安全一些,都跑到了南京。而很多南京人又跑到了鄉下。”
南京金陵中學的一位老師也證實了這種說法。他說:“那時候,管逃難叫‘跑反’。我們家原本在安徽鄉下,鬼子來的時候聽說南京城裡安全,就跑到南京。到南京以後,又聽說鄉下安全,又跑到鄉下去了。”
這種毫無規律的人口流動,加上連年戰亂,戶籍制度不完善,使得編輯者們不可能根據戶籍查詢遇難者和倖存者的姓名。
幾乎所有研究者在談到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調查時,都惋惜地說,我們動手太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猶太人馬上就開始對遇難者資料進行調查,而我們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真正開始。
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種種原因,民國史處於歷史研究的禁區,而作為民國史一部分的南京大屠殺,也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在上世紀60年代,南京大學歷史系的高興祖老師曾組織學生進行過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和倖存者尋訪,並且出了一個在校內流通的研究報告小集子。由於史料和歷史條件的限制,現在看來,那次研究的學術價值並不高,它的意義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標誌。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右翼勢力否認南京大屠殺,篡改教科書事件發生以後,南京學界才重新開始面對這段歷史。
湮沒在證人證言中的名字
《名錄》的編輯作開始以後,編輯們首先從歷次對倖存者的調查開始尋找線索。
對於倖存者最早的調查始於1945年。抗戰剛剛結束,為了向東京法庭和南京法庭舉證,也為對日索賠作準備,南京國民政府曾面向廣大市民調查抗戰人口和財產損失。當時很多工作人員下到各個街道,向南京市民下發調查表格。同時也有不少市民向政府呈文,述說自家的遭遇。
由於這次調查主要是向東京法庭和南京法庭舉證,做得並不全面。當時的報告書稱,“涉及名譽赧然不宣者有之,事過境遷人去樓空者有之,生死不明無從探悉者尤有之,故此五百餘件均系經極大困難所訪得。”
但這些證人證言中,還是留下了一大批遇難者和倖存者的名字。
在一份1946年6月15日由市民袁福生向南京法庭提供的證言裡,編輯們看到了高大有遇難的經過: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敵寇入城之際,餘因經濟窘困未及逃避,同屋高大有因不忍傢俱什件被劫,卒未離去。當日下午,即有日兵數人持槍敲擊屋門,餘恐波及生命,立即躲藏屋內蓄米箱內。同屋高大有則因年邁動作遲緩,前往開門,不意日寇進門怒容滿面,向高大有喃喃責問,高因不懂日語,被數人捆綁椅上,以槍擊斃。餘蹲箱內見此情形,幾乎昏絕。
而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593—27敵人罪行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