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表之七，編輯者們也看到了關於高大有的記錄。於是，這個叫高大有的遇難者被收錄在名錄中。

另一份由市民葛家永在1945年9月27日致南京市政府的呈文中，編輯看到了5名被日軍殺害雙親的孤兒悲慘的經歷。呈文這樣寫道：

具呈報人葛家永，現年十九歲，南京人，暫住潤德里二號之一附戶親屬處。緣因民國二十六年，南京淪陷，當時生父葛傳經，年四十一歲，不幸被日敵暴兵殺死，生母張氏、外婆共計三人同歸於盡。難民家前住長樂路小心橋三號，家內衣履、器具等等物件，被敵搶燒一空，該房屋成為荒地種菜，此損害重大，不堪悽慘，遺留下我兄弟妹小五口。難民當年十一歲，二弟家炎九歲（啞巴），三弟三歲，大妹家貞七歲，二妹家芳五歲，此五小口苦孩，全奈我姑父母撫養，救濟生命存世者……

葛傳經以及其妻葛張氏和其丈母，也被收錄在《遇難者名錄》中。

就這樣，編輯們一點一滴地從這些60年前的資料中，積累著遇難者和倖存者的名字。

1949年後的兩次調查（1）

《名錄》中更多的資料來源於新中國成立後做的兩次調查。南京市先後在1984年、1997年做過兩次大規模的大屠殺倖存者尋訪活動。這兩次尋訪工作，可謂是搶救性的。但是，在一些歷史學家看來，這兩次調查的方式，並不讓人滿意。

1984年3月，“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開展了一次為期5個月的倖存者調查。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孫宅巍還記得那次調查的範圍很大，“是普查的形式。對南京10個城近郊區55歲以上的人都進行了調查。”參加調查的工作人員由南京市各區縣機關、文化館、街道的工作人員組成，也包括部分學校的師生。當時發現了1756名倖存者，形成的證言更是觸目驚心。

倖存者唐廣普描述了他從日軍集體屠殺中死裡逃生的經歷。當時，15歲的唐廣普是中央軍的一名士兵。日軍攻入到南京後，他與兩萬多被俘士兵和平民被日軍趕到上元門大窪子江灘。日本兵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條，開始綁人，從早上4點鐘一直綁到下午4點。然後，日本兵讓他們一排排坐下。晚上###點，日本兵開始屠殺了。他回憶：“機槍一響，我就躺倒在地。20分鐘後，機槍停了。我右肩頭被打傷也沒有知覺，死屍堆積在我身上，特別重。5分鐘後，機槍又開始掃射。過了一陣子，日軍上來用刺刀刺，用木棒打，最後用稻草撒在石榴樹上，用汽油一澆就燒起來了。”這時，他從死人堆裡掙扎著爬出來。而那次大屠殺，他只看到一名倖存者，姓諸。

調查中，雖然倖存者的基本資訊都具備，但是從專業角度看，孫宅巍認為那些口述記錄做得非常業餘。“除了這些基本資訊，還應該問到受難者當時的感受，後來的生活，以及災難對其日後生活的影響等情況。但是，這次調查並沒有涉及。”孫宅巍認為，這主要是緣於調查者水平的問題，參加調查的人大多數缺乏相關的歷史知識和採訪技巧。倖存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且時隔多年，沒有采訪者的良好採訪技巧是很難描述出生動場景的。

調查者的業餘性，也是後來幾次尋訪中最大的問題。

1997年，南京市教育局與日本友好團體合作，組織南京11個區縣的14000多名高中生對倖存者進行尋訪。4個學生作為一個小組，對南京70歲以上老人進行地毯式尋訪。活動之前，教育局給每個小組配備了錄音機、照相機，甚至還給了衝膠捲的經費。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特意組織教師代表進行培訓，告訴他們如何提問，如何筆錄。

但調查的結果卻令他們非常失望，研究部主任梁強回憶，那些中學生的報告5成以上非常粗糙，對一件事的敘述不完整，時空觀念混亂，有的連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