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棠的刺激程度可以想見。就這個意義上而言，江南製造局的營建成了後來福建船政誕生的催化劑之一。

另外就設立船廠引進技術而言，當時世界上造船技術最為發達的國家主要是英、法兩國，受阿思本艦隊事件的負面影響，且自己也沒有合適的英國合作人選，左宗棠很自然的選擇就是法國，而恰好正有兩名“馴順”的法國人可以幫助居間出力。需要看到，德克碑、日意格實際只不過是法國海軍的普通低階軍官，對於蒸汽軍艦的設計、建造沒有任何經驗。左宗棠腦中非常明瞭這一點，曾稱日意格不懂造船，德克碑只是略知皮毛，只不過因為他們與左宗棠在其他領域有過成功的合作而被信任，他們將來扮演的角色其實類似於中國官員與外國技術人員之間的協調人，即船政建廠造船計劃技術專案的總承包人，並不是真正的技術工程師。

西湖的煙波中，閩浙自造軍艦的大幕就這樣緩緩開啟了。

船　政

1864年末，江浙贛等地的太平軍殘部紛紛退往福建、廣東。左宗棠遂率楚軍揮師南下，經過近一年的血戰，最終在1866年2月攻破太平天國嘉應州，徹底掃除了南方太平天國餘燼。

4月3日，左宗棠返抵福州督署，四境初平之時，自造輪船的計劃自然而然就重新提起。6月25日，左宗棠具折上奏清廷，正式申請設廠造船，而且提出了設立學堂培養人才的不俗計劃，使得閩省的造船工程更與眾不同。這篇洋洋灑灑數千字的長篇奏摺，盡抒胸臆，志在必得地將其自造輪船的全部構思和盤托出。從海防、民生、漕運、商業四個角度加以分析，論證“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並詳細闡述了其對設廠造船的各項計劃安排，表明這個設想已經非常成熟，具有可操作性。議論奇警地指出“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7）

船政基址界碑，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收藏。照片拍攝：陳悅。

透過這份奏摺，今人對左宗棠自造輪船的創想無疑應當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時也應注意到其無法擺脫的時代侷限性。出於想要節省經費的考慮，左宗棠將所要建造的蒸汽船的功能定位為亦商亦兵，並不明白軍艦和商船存在質的區別。而且左宗棠對於輪船造成後的維持經費想得有些不切實際，認為“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益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8）。這些缺失客觀上都為此後船政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由此也可以看到一個全無近代工業基礎的國家在蹣跚起步時很難迴避的先天不足。

左宗棠的奏請在清廷中樞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奏上後僅僅幾天就得到了明確批覆，同治皇帝作了上百字的硃批：“……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先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僱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9）閩浙建廠造船就此定議。

經過考察，左宗棠在福州城郊的馬尾選定了嬰豆山下中岐鄉靠近馬江邊的一塊寬130丈、長110丈的田地作為廠址。建廠的經費從閩海關的四成洋稅下劃撥四十萬兩銀，另從六成洋稅下每月劃撥五萬兩銀作為執行費用。（10）與後來從各省協款的北洋海軍經費相比，船政的經費來源單一，閩海關又是當時收入僅次於江海關的富關，且設在本省，較易溝通，更具可靠性。建廠的技術則主要依靠西方，作為技術工程總承包人的法國人德克碑、日意格就此先後到福州簽訂合約。

正當設廠工作萬事待舉之際，9月25日清政府寄諭，鑑於捻軍西犯，調左宗棠任陝甘總督負責平定西北，由漕運總督吳棠接任閩浙總督，兼管船政。由於和新任總督吳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