沓的熱帶草木在身後消失，前面迎來一片依照歐幾里德幾何原理佈置的咖啡林。泛著光澤的綠咖啡樹分佈在緩坡的兩側，修剪得一般兒齊，統々高六英尺。採收季已到，咖啡枝墜著豔紅的果實，低々下垂。

舒爾特熱誠地微笑著在房門前迎住我們，卻沒有邀請我們進他屋裡去。他看上去二十五歲光景，金sè的頭髮，藍眼睛，個子比他的咖啡樹高出一兩英寸。古斯塔沃與他交談時簡單明瞭，一本正經，但為了把事情辦得舒心些，畧々露出卑謙的樣子，好像在施用一滴柔軟的潤滑劑。我知道，舒爾特是頭一位從古斯塔沃手裡大量購買塑膠器具的顧客。經過一段言辭活躍的門前商議，他簽訂了定購兩千只聚乙烯催芽袋和一百米殺蟲煙燻器軟管的合同，然後就陪著我們向汽車走去，臉上仍舊掛著熱誠的微笑，但那微笑很淡漠，很拘謹，似乎向我們表示，對於慣常的禮數他無法顧及。

汽車漸々臨近海岸，陽光越發炎熱起來，令人衰憊的溼空氣好似一條毯子將我們緊々圍起。我們吃著幾隻在馬拉卡坦購買的桔子，撓著身上被蚊子、小蟲、蒼蠅和水蛭叮咬的傷口，幾乎撓出了血。我不敢買鎮裡市場上的蜜餞，因為有的蜜餞表面還粘著蜜蜂。古斯塔沃嘲笑我過分講究，他看也不看就扔一塊進嘴裡。並說：“毒不死人的東西都能長肉。”這是一句諺語——低地人的生存哲理。

吃過蜜餞，我催促古斯塔沃再進一步介紹一點唐切佩的情況；我開始有了一種印象，唐切佩可能是咖啡種植主中最肆無忌憚的人。

他講道：“你會喜歡他的。他是個很有生氣的人。在西班牙時曾是足球隊的職業球員，直到一次車禍損傷了腿才退出綠茵場。後來，一位德國種植主——其實就是舒爾特的父親——在馬德里與他邂逅，並邀請他到瓜地馬拉來代管他的幾處莊園。老舒爾特在阿根廷與世長辭後，唐切佩將其中一個莊園買到自己名下。”

“他的政治觀點如何？”

“自然是反對革命的，與所有莊園主相同。他在西班牙是長槍黨黨員。若留在國內參加

內戰，他說不定會成為佛朗哥的一名軍官呢。”

我問唐切佩在阿本斯（哈科沃？阿本斯，1951年當選瓜地馬拉總統，是民族主義者；52年實行土改，54年在美國策劃下被反動勢力推翻——譯者注）五十年代初期的“土改”運動中究竟有無受到損害，古斯塔沃說，他受到了損害，但程度不及美國果品公司和其他大型的外國人領地。他的地產既未收歸國有，也未分配給農民，因“土改法”只適用未開墾計程車地，而他的莊園幾乎全部耕種了。

“那麼，他受到什麼影響呢？”

“工cháo嘛。工會鼓動家在收穫季節滲入莊國，煽動青年僱工要求提高工資。”

“他屈服了嗎？”

“唐切佩？”古斯塔沃哼了一聲，道，“你顯然不瞭解他。這人是隻虎。”他輕々拍著自己的胳膊肘提醒我，“並且毫不讓步。畢竟是個真正的西班牙人。”

我沉不住氣了：“那麼，怎麼樣了呢？”

此話問得很失策。他露出那副慢條斯理的嘲弄人的老樣子對著我莞爾一笑，又送給我一句諺語：“臭蟲，耐心些，黑夜還長著呢。”

“好吧，”我講，“如此說來——他槍斃了那些人。”

“再猜々看。”

“他挖出那些人的內臟，餵了豬吃。”

對方哈々大笑起來：“你看美國西部電影看得太多了。他只不過集合起一二十個忠於他的人，將搗亂分子趕出了莊園。”

我向座背上一靠，問：“僅此而已？”

“有件事很棘手。造反者的頭々正是唐切佩的工頭，這工頭又恰是他的小舅子。這對他的自尊心是個沉重打擊。你知道，唐切佩是舊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