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古人以為殺人只是象摔杯子一樣的一件小事嗎？否，從古到今任何時候，殺人都是一種嚴重事件。因為人性的本能不允許我們這樣做。高祖入咸陽，與秦人約法三章，首章便是殺人者死。可見古人也認為生命權是第一重要的。

一個社會包容這種泯滅人性的事例，一個社會中的人，面不改色地製造這種傷天害理的事，難道是正常的嗎？

西晉的社會風氣極其不良，顯示出社會潛伏著紛爭和衝突的高危因素。這種不良的社會風氣有三大特徵，奢侈，異類和清談。

西晉奢侈之風是歷史上最極端的例子。

石崇與王愷鬥富的事，可謂空前絕後，王愷以飴糖洗鍋，石崇就用蠟燭燒飯。王愷作紫絲布步障（女眷出門時用以遮擋行人的視線）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如此手筆，難怪石崇這個名字被後人視為豪富的代稱。

丞相何曾性奢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其子何劭更加奢侈，日食二萬錢。

奢侈的背面其實就是逐利。試想，沒有錢，如何奢侈得起來。西晉社會就陷入逐利的狂潮中。

魯褒的《錢神論》刻畫了當時的逐利行為，真是入木三分：“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始終。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資治通鑑》）

惟錢而已，嘖嘖，凡今之人，晉朝人就像錢上的寄生物。

異類就是與傳統道德讚賞的行為方式大相徑庭。竹林七賢可為其代表。這些人以驚世駭俗的行為博得重名，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步兵校尉阮籍與人下棋，報喪人說他媽死了，對局者求止，阮籍一定要賭個勝負，接著又飲酒二斗；居喪時公然於公開場合大吃酒肉；喜歡喝醉酒駕車出遊，卻不按路標走，因而每至窮途輒痛哭而返。

阮咸與姑姑的婢女有染，其姑帶著婢女走了，阮咸正待客，當即借客人的驢就追，然後二人共驢而回。

劉伶嗜酒，常攜一壺酒，使人扛著鐵鍬跟在後面，吩咐道：“死便埋我”；《世說新語》說：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褲衣。諸君何為入我褲中？”

如此急智，只用於強詞奪理，可惜。至於王戎，財迷心竅，更是不值一提了。

清談起於漢末，到魏末時漸成風氣。當時清談，懲兩漢儒學尋章摘句、讖緯迷信之弊，思考重心轉向了道家老莊之學，老莊之學主旨不在政治，所以魏末清談思想上雖有建樹，但已明顯地妨害政事。

延至西晉王戎、王衍輩，清談進一步熱門化、官僚化、無聊化了。這時的清談已經談不上什麼思想了，純粹是為清談而清談，實際上是為名聲和實利而清談。

王戎名列竹林七賢，但與嵇康、阮籍、劉伶等不同。前者有憤世嫉俗的色彩，以隱居不仕為榮；王戎則純屬追名逐利之徒，念念不忘升官發財。

王戎位居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屬，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遍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

王衍是王戎的堂弟，此人長得極為標緻，又聰明伶俐，名聲極大，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

王衍清談並不在乎思想性，他只注重個人形象和在口頭上壓倒對方，耍弄的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