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多少過去是那麼自負的知識分子經歷思想改造，尤其是暴風雨般的政治大批判之後，早就失去了狂氣，也就是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在權勢面前只剩下謙卑和怯懦。

唯獨梁漱溟，還是一如既往地狂放。這自然引起了與權勢的衝突，爆發了那場有名的同毛澤東的當面頂撞。這是現代中國兩位同樣自認“承天命”的偉人之間的人格較量。不過，一個代表著政統，另一個代表著道統。梁漱溟在政統面前之所以沒有其他知識分子那種虔誠的謙卑，乃是因為他自信作為一個儒者，對於王者負有義不容辭的進諫義務。按照儒家的觀念，王者必須有“道”，必須施仁政。一個政權是否是仁義的，不能由其自身判定，只能由代表著道統計程車來裁決。即使是英明的王者，也必須時時接受士的進諫和教誨。梁漱溟就是以“為王者師”的傲慢姿態出現在毛澤東的面前，他以這種傳統古老的典型方式表達了自己對毛澤東、對新政權的忠誠。他希望自己是魏徵，而毛澤東則是20世紀的唐太宗。於是他狂得那麼忘乎所以。可惜的是梁漱溟完完全全看錯了一切，他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空間，面對著錯誤的物件，悲劇性地扮演了一個錯誤的角色。

然而，如此多的歷史磨難似乎並沒有使他改變什麼，在以後的歲月裡，他仍然是那樣的真，那樣的直率，那樣的狂放。他一直到死都不曾世故過，都沒有學會鄉愿。無論做對做錯，人格總是透明的，始終不失其單純的赤子之心。他的個性是執拗的，當批林批孔人人都附和著時勢、鸚鵡學舌時，他老人家偏偏要站出來為自己一直崇拜的孔子辯護。梁漱溟不贊成批孔，這倒也就罷了，更令人驚奇的是，他明明恨林彪，卻非要同眾人死辯林彪就是沒有一條“政治路線”，儘管這給他帶來的政治麻煩要遠遠超過前者。戴晴說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同意也非要把剩下的百分之一爭個明白，這正證明他的迂直。在那個充誅著假話的年代裡，梁漱溟保持了敢於說皇帝沒有穿衣服的童真，他捍衛了自己說真話的尊嚴。

最使人震驚的是，當人們問他受批判的感想時，梁漱溟幾乎是脫口而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梁漱溟的狂在此刻達到了巔峰，以至超越了二十年前那次與毛澤東的頂撞。因為這次他沒有看錯什麼，他對環境的險惡、自身的卑微看得明明白白。一個身處逆境之士，即使按照儒家的準則，也大可不必一味冒進，完全可以以退為進，改守狷道。但梁漱溟畢其一生修身功夫，可以“慎獨”幾十年如一日，獨獨沒有學會如何“中庸”。他在任何境遇之下，狂氣始終不衰，面對著氣勢洶洶的逼問，他慨然回答：“‘匹夫’就是獨自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著只是堅信他自己的‘志’。什麼都可以奪掉他，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這就是梁漱溟的狂。在那個年代裡，他的確狂出了意境，狂出了真性情，狂出了德性之善，狂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

儘管從現代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指出梁漱溟所表現的儒者之狂潛在具有的種種問題，比如內中的“承天命”意識可能導致獨斷的唯意志論，那種道德理想主義的精神內容無助於現代民主政治的建立等等。然而，儒家的狂所透出的人格的真性情、道德的操守、特立獨行的精神和“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氣魄，無疑是超越時代、超越具體內容，具有永恆的精神傳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