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個內憂外患交織的局面。年輕的咸豐帝展現出了銳意進取的決心，希望透過一系列改革來挽救清王朝的頹勢。他首先著手於清除舊有的頑固勢力，提拔了一批主張改革的新派官員，以期改變朝廷的風氣和提高行政效率。

即位初期，咸豐帝便罷免了道光朝的老臣穆彰阿，以及其他一些被認為保守或無能的大臣。與此同時，他也撤換了那些主張妥協退讓的官員，如耆英等。這種人事調整的目的在於打破舊有的利益格局，為新的改革政策鋪平道路。

在新的人事佈局中，肅順成為了咸豐帝倚重的改革派代表。肅順上任後，採取了一系列強硬措施打擊官場腐敗現象。他處理了著名的“戊午科場案”，嚴厲懲處了包括一品大員柏葰在內的多名官員，以此震懾整個官僚體系。這一舉動在短期內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場風氣，減少了貪汙現象的發生。

然而，咸豐帝面臨的問題遠不止官場腐敗。太平天國起義在1851年爆發，迅速發展成為威脅清朝統治的重大危機。太平軍在短短兩年內攻下了多個重要城市，如漢陽、嶽州、漢口、南京等地，並於1853年定都南京，形成了與清廷分庭抗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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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應對這一內亂，咸豐帝採取了動員地方力量的策略，鼓勵各地官紳舉辦團練，組建地主武裝。這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由曾國藩領導的湘軍。曾國藩以羅澤南的湘勇為基礎，建立了一支不同於傳統綠營軍隊的新式地方武裝。這支軍隊在與太平軍的戰鬥中表現出色，逐漸成為了鎮壓起義的主力。

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清廷還得到了外國勢力的支援。尤其是在太平天國遭遇內部矛盾——“天京事變”之後，清廷利用這個時機，聯合外國勢力，最終擊敗了太平軍。咸豐帝依靠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族官僚的力量，以及與外國勢力的合作，成功地平定了這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四、攘外失利

咸豐帝在位期間，不僅要應對內亂，還要面對列強的外來威脅。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同時，英法等國對中國提出了新的要求，導致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這是一段充滿屈辱與挑戰的歷史。

咸豐四年（1854年），英國、美國和法國向清廷提出修改現有條約的要求，企圖擴大在中國的利益。咸豐帝堅決拒絕了這些要求，但這種強硬的態度並未阻止列強的進一步行動。到了咸豐六年（1856年），英國借“亞羅號事件”為由，聯合法國對中國發起攻擊。英法聯軍攻佔廣州，但最初並未取得決定性勝利。

咸豐八年（1858年），英法聯軍以及英、法、美、俄四國公使再次來到天津大沽口外，要求“修約”。咸豐帝命令直隸總督譚廷襄採取分化策略，試圖透過不同的手段來對付四國。然而，譚廷襄的努力並未能阻止英法聯軍的攻勢，最終英法艦隊攻陷了大沽炮臺，並逼近天津。

面對這一局勢，咸豐帝派遣桂良、花沙納前往天津議和，分別與英、美、法、俄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和《中俄天津條約》。這些條約雖然暫時平息了戰火，但並未能阻止列強進一步的侵略野心。咸豐帝對這些條約感到不滿，但迫於形勢，不得不批准。

咸豐九年（1859年），英法聯軍在大沽口衝突中被擊敗，咸豐帝藉此機會試圖廢除《天津條約》。然而，英法兩國並未就此罷休，而是加緊調集兵力，準備新的軍事行動。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兩國再次組成聯軍，大舉入侵中國。咸豐帝在處理此次危機時顯得猶豫不決，未能抓住戰機。英法聯軍先是進攻北塘，隨後又向大沽口進攻。咸豐帝在關鍵時刻做出了錯誤決策，命令清軍統帥撤離戰場，導致大沽再次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