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讓他繼續在內廷行走。同年八月，奕?還被任命管理正藍旗覺羅學事務。這些任命顯示了咸豐帝試圖透過給予奕?一定的職位來緩和他的不滿情緒，同時也確保他對朝廷保持忠誠。

到了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北伐軍逼近天津，北京形勢危急。在這種情況下，咸豐帝任命奕?為署領侍衛內大臣，負責京城的安全防禦，並允許他佩戴先帝生前所賜的白虹刀，以此彰顯其地位的重要性。同年十月，奕?正式進入軍機處，打破了清朝皇子不得干預政務的傳統。此後，他在一系列重要職務中表現出色，包括管理三庫事務、擔任宗人府右宗正等，逐漸成為朝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然而，隨著奕?權力的增強，兄弟之間的矛盾也開始浮出水面。1855年（咸豐五年），奕?的母親康慈皇貴太妃病重。奕?請求咸豐帝尊封其母為皇太后，以示敬意。咸豐帝雖然迫於撫育之恩不得不答應，但在喪儀上卻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降低其規格，比如採用明朝而非本朝慣例，且不將康慈皇太后祔廟。這種做法明顯是在強調嫡庶之別，令奕?深感不滿。

在母親去世後的悲痛時刻，奕?又被指責在辦理喪事時疏忽大意，咸豐帝藉此機會解除了他的軍機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職務，命令他回到上書房讀書，僅保留了一些較低階別的職務。這一系列打擊無疑加劇了兩人之間的裂痕。直到1857年（咸豐七年）五月，奕?才得以復出，重新擔任鑲紅旗蒙古都統等職，但這已無法挽回兄弟間徹底破裂的關係。

三、臨危受命

在19世紀中葉，清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太平天國起義席捲了南方，嚴重動搖了清廷的統治基礎；同時，英法聯軍從南向北推進，威脅到了京師的安全。在這樣的背景下，年輕的恭親王奕?展現了他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果敢的行動力。

咸豐八年（1858年），奕?單銜上奏反對派遣耆英前往天津議和，並提出了一系列強硬的對外政策建議。他認為，面對英法聯軍的侵略，不應一味示弱，而應積極防禦，甚至主動出擊。奕?還建議秘密調動地方武裝力量攻擊廣州和香港，以牽制敵軍。這一系列提議反映了奕?堅決主戰的態度，也得到了朝廷主戰派的支援。然而，咸豐帝的態度卻搖擺不定，時而主張和平解決，時而又表現出強烈的主戰情緒，這種矛盾的態度使得朝廷難以形成統一的決策。

儘管如此，奕?仍然被委以重任。同年五月，他被任命與惠親王、惇郡王及軍機大臣等處理擅自回京的耆英事宜。隨後，奕?再次提交了一份反對簽約的奏摺，反對開放長江口岸諸埠的條款，並提出了具體的制敵方針。奕?的這些舉動不僅顯示了他的堅定立場，也為他在朝中的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久後，他還被任命為管理雍和宮事務的大臣，並補授閱兵大臣之職。

進入咸豐九年（1859年），奕?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先後被任命為內大臣和管宴大臣，顯示出咸豐帝對他的信任和支援。然而，好景不長，咸豐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聯軍在八里橋之戰中擊敗清軍，逼近北京。咸豐帝驚慌失措，決定逃往熱河避難，臨行前將主持中外談判、辦理和局的重任交給了奕?。

此時的奕?面臨的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局面。一方面，清軍在戰場上的失敗已經證明了軍事抵抗的無力；另一方面，太平天國在南方的勢力仍在不斷擴大，內部的穩定問題同樣迫在眉睫。在這種情況下，奕?不得不重新評估自己的立場，逐漸傾向於求和。他認識到，在“攘外必先安內”的原則下，只有暫時妥協才能為清朝爭取到寶貴的時間來應對國內的危機。

經過艱苦的談判，奕?最終按照咸豐帝的旨意接受了英法聯軍提出的苛刻條件，包括釋放被俘的巴夏禮等人，並簽訂了《天津條約》的批准書以及中英、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