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條約》。此外，他還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進一步割讓了大片領土。雖然這些條約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利益，但奕?的努力確實暫時緩解了外部壓力，為清朝贏得了喘息之機。

在這次議和過程中，奕?展現出了高超的外交手腕和政治智慧。他成功地籠絡了一批重要官員，如瓜爾佳·文祥、桂良、寶鋆、勝保等，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集團。

四、興辦洋務

《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撤回天津，並迅速南下，這表明他們並沒有取代清朝統治或佔據中國土地的意圖。這一舉動讓奕?意識到，西方列強雖然貪婪且要求苛刻，但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經濟利益和通商權益，而非直接控制中國的領土。基於這樣的認識，奕?開始形成了“以信義籠絡洋人”的思想，認為可以透過外交手段來緩和與列強的關係。

與此同時，太平天國起義仍在南方肆虐，捻軍也在北方不斷壯大，這些內亂對清朝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奕?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方針。他認為，只有首先平定內部的叛亂，才能有效地抵禦外部勢力的侵擾。1860年十二月，奕?上呈《通籌夷務全域性酌擬章程六條折》，明確指出太平天國和捻軍是心腹之患，而俄國和英國則是肘腋之患和肢體之患。他建議優先消滅太平軍和捻軍，然後依次對付俄國和英國。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奕?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措施。他建議採取類似於三國時期“聯吳伐魏”的策略，即與西方列強合作，共同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在奏摺中，奕?強調了維持中外和好的重要性，並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規定，如嚴格按照條約辦事，不使列強有進一步侵略的機會。他還提議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便更有效地處理外交事務，並設立南北口岸管理大臣，增加關稅收入，加強對外貿易的管理。

咸豐十一年（1861年）正月，奕?、文祥、桂良等人向咸豐帝上疏，正式提出了這一系列建議。咸豐帝批准了這些主張，並得到了湘軍首領曾國藩等地方實力派的支援。隨後，奕?積極與英、法聯絡，請求他們在軍事上提供援助。清廷甚至考慮將大沽口的炮臺交由英法軍隊防守，以防止太平軍從海路北上。英法兩國欣然接受了清廷的請求，並表示願意派遣軍隊協助清軍作戰。

在此背景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1861年12月10日正式設立。這是一個全新的政府機構，專門負責處理外交事務。在此之前，清廷並無專門的外交部門，所有涉外事宜均由各部院臨時處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標誌著中國近代外交體制的初步形成。這個機構不僅負責外交事務，還逐漸掌握了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方面的大權，成為了一個決策與管理一切涉及洋務的總衙門。

隨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建立，奕?開始積極推動一系列自強措施，特別是軍事現代化。他在奏摺中指出，治國之道在於自強，而自強的關鍵在於練兵，練兵的基礎則在於製造先進的武器。因此，奕?建議購買洋槍洋炮，並僱傭外籍工匠教授製造技術。咸豐帝採納了他的意見，很快安慶軍械所應運而生，開始了仿造洋槍洋炮的工作。

五、親王議政

咸豐十一年（1861年），清朝宮廷內發生了一場重大的政治變革，即辛酉政變，這次政變深刻影響了清朝晚期的政治格局。

當時，清朝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太平天國運動風起雲湧，嚴重威脅著清王朝的統治；另一方面，列強環伺，透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不斷侵蝕著中國的權益。在此背景下，親王奕?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深遠的戰略眼光，首倡洋務運動，力圖透過引進西方技術和制度，來挽救清王朝的頹勢。他不僅積極參與洋務事業的大政方針的制定和貫徹，還努力將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