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處理臺灣事務的過程中，沈葆楨展現出了遠見卓識，提出了多項促進地方發展的政策。其中包括解除內地渡臺禁令，允許更多民眾遷徙至臺灣定居；在臺北設立府衙，加強對臺灣地區的行政管理；修建道路，改善交通條件；鼓勵開採煤礦等自然資源，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這些舉措不僅有效提升了臺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也為臺灣的近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抵禦外侮

19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擴張，中國邊疆地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特別是臺灣地區，先後遭受了美國、日本和法國的入侵威脅，成為當時邊疆危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日本的侵略行為尤為突出。經過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對外表現出極強的侵略性，並將目光投向了鄰近的中國，尤其是對臺灣懷有覬覦之心。

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兩艘琉球貢船因風暴漂至臺灣，船上54人被當地居民殺害，另有12人倖存並獲救。這一事件為日本提供了出兵臺灣的藉口。當時，日本國內矛盾尖銳，“徵韓論”引發的政治危機促使政府尋求外部戰爭來轉移內部壓力。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四日，日本正式設立了侵臺機構——臺灣都督府，並組成徵臺軍。五月十日，日軍中將西鄉從道率領3600多人在臺灣琅嶠登陸，目標直指牡丹社和高士佛兩社。經過一系列戰鬥，日軍佔領了石門、牡丹社等地，並建立了軍事基地，準備長期佔據臺灣。

清政府起初對日本的侵臺行動並不知情，直到四月十九日透過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才得知此事。五月十一日，清政府向日本發出照會進行詰責，並於十四日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賦予他處理日本侵臺事件的軍事外交大權，率軍前往臺灣。

沈葆楨抵達臺灣後，一方面積極與日本交涉，要求其撤軍；另一方面迅速加強全島防務。他在臺南府城和澎湖增建炮臺，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和廈門之間鋪設海底電線，以加強通訊聯絡；增調淮軍精銳部隊入檯布防；同時大力開通部落地區的道路，並派遣官員招撫各處“番社”。這些措施極大地提升了臺灣的防禦能力，形成了有力的抵抗態勢，迫使日軍不得不考慮外交解決途徑。

與此同時，臺南南部爆發惡性瘧疾，侵臺日軍因氣候炎熱、水土不服，疾病流行，每日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士氣低落。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決定透過外交手段解決問題。九月，日本全權代表大久保利通偕同顧問李仙得到達北京，與清政府進行了多次談判。儘管日本堅稱臺灣是“無主野蠻之地”，但最終在英、美、法三國的調解下，雙方達成了《中日臺灣事件專約》（又稱《北京專約》），清政府同意支付50萬兩白銀作為“撫卹”及修路建屋費用。條約還承認琉球為日本屬國，日本則於同年十二月一日撤出了臺灣。

這次事件對中國來說是一次嚴重的主權挑戰，也暴露出海防力量的薄弱。為了應對未來的威脅，清政府開始重視海軍建設。光緒元年（1875年）四月，清廷釋出上諭，任命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標誌著中國近代海軍建設正式走上軌道。

此外，這次事件還促使清政府重新審視其治理臺灣的政策。過去，清政府認為臺灣的威脅主要來自內部，而非外部。然而，外國的侵略使官員們認識到臺灣的戰略重要性，將其視為“七省門戶”、“南北洋關鍵”以及“中國第一門戶”。沈葆楨等人多次奏請加強對臺灣的防禦，並指出經營臺灣關係到整個海防大局。沈葆楨守住臺灣後，立即實施了一系列開發措施，包括解除內地渡臺禁令、設立臺北府、修建道路、鼓勵開採煤礦等資源

六、晚年

光緒元年，沈葆楨在撤軍內渡後，被召入京，升任兩江總督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