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的成功是因為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他人的信念贏得了上天的保佑。我認為這就是動機善則事必成的證明。

經營利潤取之社會，用於社會

京瓷公司的經營理念：“在追求全體員工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幸福的同時，要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做出貢獻”。企業經營的首要目的是實現員工的幸福生活。但是，如果僅僅如此的話，那竟是為某一個企業牟利的自私的行為。作為社會的公器，企業又為世界、為人類盡力的責任和義務。

正因為如此，公司在開展後來的業務時也很順利。這表明，從利己經營轉變為利他經營，這種經營理念正在傳播開來。

創業伊始，我就用新這樣來經營。創業數年後，公司經濟基礎得到穩固時，我把年終獎金一個個交到員工的手裡以後，建議他們考慮一下拿出獎金的一部分捐給社會。職工拿出一點點錢，公司提供與此等同額度的錢，捐獻給那些連新年年糕都買不起的窮人。

員工們對此很贊同，爽快的捐獻了一部分獎金。這是京瓷公司今天所從事的各種社會貢獻事業的開端，這種精神今天仍然繼續沒有改變。

也就是說，從創業不久起我就努力實踐利他精神，即把自己辛勤汗水的結晶哪怕是一小部分用於他人，是它有益於社會。

出於“奉獻於社會，奉獻於人類的工作是一個人崇高的行為”的個人信念，在1985年，我創設了“京都獎”。投入我所持京瓷公司的股票和現金等個人財產200億元成立稻盛財團，挑選出在尖端技術、基礎科學、思想藝術等各個領域取得優異成績、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士進行表彰，頌揚他們的功績。在這種宗旨下成立的獎項，現在，已經成為與諾貝爾獎匹敵的國際獎，深受大家的好評。

由於京瓷公司發展的結果，我的個人資產也意想不到的劇增，這是在大家的支援和幫助下獲得的，絕不能據為私有。社會給我的、或者說社會暫時給我保管的資產以有益於社會的形式還原於社會財富和道理。這個京都將在回報社會的同時，又是我的利他哲學的一種實踐。

我的社會慈善事業受到高度評價，在2003年被　卡內基協會授予“安德魯？卡內基博愛獎”。在過去的獲獎者中，有比爾？蓋茨，喬治？索羅斯，特德？塔納等世界級慈善家。作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日本人，我在頒獎儀式上這樣說道：

“我是工作“一邊倒”的人，我創辦了京瓷和KDDI兩家企業，並幸運取得了超出預想的發展，也積累了大筆財富。我對卡內基說“個人的財富應該用於社會的利益”這句話十分認同。因為我自己以前也有這樣的想法，財富得自於天，應該奉獻於社會、奉獻於人類，因此我著手開展了許許多多的社會事業和慈善事業。”

先前講過“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認為“君子疏財亦有道”，也就是說用錢比賺錢難。用利他精神賺錢的錢財應該以利他的精神使用。儘管微薄，我希望用這樣正確的“散財”方式為社會作貢獻。

日本啊，把“富國有德”定為國策吧

善意的思考核惡意的思考自然而然就導致失誤最終向不同的結果。

比如，在和他人發生爭執的時候，特別像駁倒對方，讓對方自己承認缺點，我想，還是體諒對方，與對方一起尋求解決良策，這在解決同一問題時，其結果是迥然不同的。由無對方的“體諒”是產生差異的原因。

以前，圍繞日本市場的封閉性，日美關係非常緊張的時候，我提議成立“日美21世紀委員會”，依賴兩國的民間人士為中心，就兩國之間存在的各種問題進行坦誠的對話，以此促進日美關係得改善。

當時，我建議相互之間不要劍拔弩張指責對方不對。如果不考慮對方的實情和背景，一味的說“你不對”，“不，你讓步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