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二九冊，338…341頁；又，乾隆八年十月，甘肅巡撫黃廷桂奏請清查欺隱，得旨：寧可留有餘於小民，不可為錢糧起見。況所加者，又不過太倉一粟，九牛一毛哉。

＇9＇　乾隆五年七月甲午，《高宗實錄》卷123。

＇10＇　乾隆五年十一月初八江南道監察御史金溶奏“陳培國脈裕民生六項事宜事”：（聖祖仁皇帝）決定編審所添之丁，永免完納丁銀，請援照此例，令地方官鼓舞窮民，令其開墾，明白曉諭，概行永免升科；不過，他依然希望新開墾土地數字能夠繼續報告上來，申妙同學提供的檔案史料（04…01…35…1381…006）。

＇11＇　參見梁方仲編著《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乙表61。

＇12＇　詳見《清朝文獻通考》卷4。

＇13＇　《石渠餘紀》卷4《紀勸墾》。

＇14＇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戊子諭，《高宗實錄》卷978。

5。永不加賦政策的完結

被邊緣化的傳統政策，除土地開墾以外，還有傳統的賦稅蠲免政策。

清人入關之始，即揭示了“不加賦”政策，並作為一條“祖訓”留存下來。但苦於戰時經費不足，三藩平定以後，方得以實施。僅康熙一朝，即免除稅銀一億四千萬兩有餘。

康熙五十一年，決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把丁銀固定在當年水平。雍正年間“攤丁入地”，丁銀全部攤入田賦，一舉取消了歷時數千年之久的人頭稅（吾人亦可稱之為十八世紀“現代化”的措施之一）。

乾隆初年，一面廢除了各地大量的雜稅負擔，同時，“永不加賦”的原則又被推廣到田賦方面。雍正十三年十月，朱軾曾疏請“民間田地丈量首報，宜一併永遠停止”。次年臨終遺疏，復言：“國家經費，本自有餘，異日倘有言利之臣，倡加賦之說，伏祈聖心乾斷，永斥浮言，實四海蒼生之福”。＇1＇其奏疏曰：

夫地丁二項本屬一例，從前聖祖仁皇帝念生齒繁盛，特命編審之年，但查人丁戶口之數，不必加增丁銀，著為定例。則民間田地正賦既有定額，何用苛求。……若此區區報墾之糧，於國賦曾何加於毫末乎？臣愚以為不但丈量不可行，即勸令據實自首亦可不必。＇2＇

提出“地、丁二項本屬一例”，丁銀既已固定，田賦何必繼續報增？清代的土地開墾，本意本非為增加稅收，＇3＇；雍正十二年河東總督王士俊奏報墾荒事宜；“臣恭繹諭旨（按：指雍正元年鼓勵墾荒諭），總以開墾為足民本計，非欲增收課賦。”硃批：“嘉是覽之”（《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25冊955頁）；乾隆十三年五月陝西巡撫陳宏謀奏：“朝廷恩意，惟在盡地利以養窮民，不在復荒額而增賦稅”（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1143號）。）如此則不僅不須清查田畝，而是直欲將“田賦”也像“丁銀”一樣固定化了。

朱軾的建議，經乾隆四年的再度討論，對乾隆五年“零星地土”、“免其升科”的決定，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它也標誌了清初“輕賦”和“不加賦”的政策，中經康熙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朝的“地丁合一”，到乾隆初年，終告完成。

儘管後代經濟史家對清代這種固定預算制度非議頗多，但它卻成為清代一大“德政”。另一方面，政府又像康熙朝那樣開始普免田賦，其中第一次即發生在乾隆十年，《巢林筆談》：

詔下之日，萬方忭舞。自上嗣服以來，大赦積逋，再減浮賦；歲收稍薄，輒費天庾；水患偶乘，動支國帑。天地猶有憾，皇仁蔑以加矣。＇4＇

據統計，乾隆朝各項蠲免，前後共達白銀二億餘兩。＇5＇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