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經濟發展、解決人口問題來看，蠲免政策就顯得不夠積極，方向也不夠明確，因此不能沒有一套經濟發展的對策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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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史稿·朱軾傳》。

＇2＇　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訥親奏，國家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戶科0059。

＇3＇　如雍正二年閏四月在署廣西巡撫韓良輔奏摺上的硃批：“此奏之可嘉，不可盡述。此開墾一事，……只要以百姓作利為念，錢糧起科皆末節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諭旨彙編》，2冊947頁 ＇4＇　龔煒：《巢林筆談》卷4。

＇5＇　周遠廉：《乾隆皇帝大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69；白新良則認為共有二億三千萬兩，《乾隆皇帝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頁166；亦有學者提出一億四千萬的數字，大約是將五次普免的銀兩數目，誤認為總共蠲免的數額了，之外尚應計入三次漕糧及其他各種蠲免的數字。

6。新的農業發展政策的形成

在傳統政策被邊緣化的同時，一套新的人口對策，即農業發展政策形成了。它不是針對明清鼎革之際的“恢復時期”，而是為以後的“和平時期”，特別是在人口日增，耕地開發殆盡的情況下，為如何發展經濟尋找出路的。

發現人口問題之後，聖祖曾說：“戶口殷繁固是美事，然當預籌安養之策”。是後清廷一直積極尋找相應的經濟對策，如欲農民改變“但狃於種地”的舊習，重視農耕以外的他種經營，因地制宜，發展畜牧業（康熙五十五年諭）。又提倡農桑之外，發展“山澤園圃之利、雞豚狗彘之畜”，從多方面展寬農業的經營方向（雍正二年諭、《聖諭廣訓》），等等。

乾隆二年五月庚子，令編纂農書《授時通考》（乾隆七年成書），以農桑為致治之本。同時，諭王大臣等：

良以食為民天，……而黍高稻下之宜，水耨火耕之異，南人尚多不諳，北民率置不講。此非牧民者之責，抑誰之責歟？命重農務本，將見俗返醇樸，家有蓋藏，然後禮樂刑政之教，可漸以講習。

乾隆三年十二月，上諭：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二曰園圃毓草木，可以知所當務矣。……小民識見短淺，不能慮及久遠，必須良有司感之以至誠。使官民上下，情意流通，有言必信，奉令承教，出於自然。行之既久，漸臻家給人足之風。

因河南一年種樹一百餘萬，“安見豫省之法，不可仿行於他省耶”，訓督撫董率州縣，盡心民事。

先是，乾隆元年三月，禮部尚書楊名時奏薦七人留心經學，可備錄用。即調來引見，用為國子監屬員，其中即有主治《周禮》的拔貢生官獻瑤。＇1＇至乾隆七年，已為編修的官獻瑤進呈經史，＇2＇內稱：

《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生財最多者莫如農，而又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俾山林川澤丘陵之民得享山林川澤丘陵之利。

主張於南方山林丘陵、江淮大藪大澤、北方地宜果蓏之地，復興《周禮》之法。

六月二十六日，軍機大臣等奏，查《周禮》任地養民之制，最為綜密。今官獻瑤奏稱，江西、嶺南與淮南、燕齊一帶地方，或山童林赭，棄為不毛，或極望瀰漫，一無出產。雖未必該地方一律多同，但所請修舉園圃、虞衡、藪牧之職，似於籌畫民生之計，不無裨補，昔（漢代循吏）黃霸治潁川，課民耕桑外，兼令種樹畜牧，歲屢大穰。龔遂治勃海，專勸農桑，計口種榆薤蔥韭若干，家畜二母彘五雞，郡以富實。如是山林川澤丘陵之民，可廣收樹畜佃漁之利，自當講求經理，以裕民生。＇3＇

翌日（甲寅），上諭：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