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為得大體，而不知敕幾實握治原。……觀周世宗事皆親決，而美政史不勝書，可以知治要矣”，其事頗為相似。

＇73＇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戊子諭。

＇74＇　朝鮮使臣報告，《李朝英祖實錄》，英祖十九年十月丙子（乾隆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檔案系合編《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中華書局，北京，1979，頁3。

18。尾聲，不同角度的觀察

乾隆十三年的故事，到這裡還沒有完。首先，是關於清朝軍事力量的強弱，在劉松齡看來，透過金川之役，可以看出滿洲人的軍事能力已經低落了；而在稍後一封關於平定準噶爾的信裡，他都沒有一句話誇讚清朝的軍事力量。

大約同時，金川之役在天主教傳教士安德列斯·雷（1692？～1772）的日記中被翔實地記錄下來。雷的傳教基地在成都，他敘述了清軍高昂的陣亡損失：一些士兵被金川人砍成肉泥，一些士兵飢寒交迫成了殘廢，一些士兵為逃避敵軍追擊縱身跳下懸崖，許多將校在絕望中上吊自殺。凍瘡嚴重削弱了清軍的戰鬥力。清軍陣亡士兵的遺孀在官府沒有發給她們撫卹款項的情況下，到成都地方官的衙門門前示威抗議。在這種糟糕的形勢下，謠言四起，甚至謠傳乾隆帝已經駕崩。＇1＇亞歷山大·伍德賽德（Woodside）在《劍橋清代史》中寫道，滿洲旗人所向無敵和辦事高效的聲譽在金川寶塔形狀的碉堡前完全破滅（

第五章《乾隆朝》）。這一件事，初傳教士以外，當時還沒有人道及。

第二個方面，是對金川這場戰爭的緣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過錯都推在了對方身上，如說他們搶劫行旅（所謂“夾壩”），侵略友鄰，威脅進藏道路塘訊等。而據劉松齡說，這次衝突發生的原因，本是為了爭取“無限通商貿易的自由”，這就打破了單方面史料的限制。

中國學者很容易說，劉松齡“錯了”。他們更相信官方的史料，好像清代官書上有的，才算是有，沒有的，或不符合的，就不能證明似的。殊不知，那是靠不住的。原因之一就是清人一直在修改他們的史料，特別是檔案史料。其結果，必然是幾乎沒有什麼事能“考訂”出來，無論怎樣“考異”都沒有辦法證明。

漢人不夠重視經濟貿易，這不奇怪，但周邊或內地的其他民族並不是這樣的。讀一讀《大清高宗實錄》，就可以知道與北方民族打交道時，“貿易”佔有了多麼重要的地位！金川難道是一個“例外”？那裡豈不是以盛產黃金而聞名？＇2＇

據張慧劍校注《儒林外史》《前言》中說，作者吳敬梓“攝取的故事素材有發生在1748年（即乾隆十三年）的”，＇3＇可能即指

第三十九回所說，“過了半年，松潘衛邊外生番與內地民人互市，因買賣不公，彼此吵鬧起來，那番子性野，不知王法，就持了刀杖器械，大打一仗……又把清楓城一座強佔了去”（頁381）。

其後，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四十一年發生了第二次金川之役，起因除了官書檔案所記大小金川強橫不馴外，據章嘉國師若必多吉說：附近一些漢人地方官吏敲詐欺壓，故彼等倡亂反叛。＇4＇同樣或類似的情況，是否可能也發生在第一次金川之役呢！

至於第一次金川之役，無論清軍到底是輸了，還是贏了，＇5＇劉松齡曾經希翼的“大起義”，自然也沒有發生。

在以後的一些信件裡，劉松齡終於承認，他的傳教事業失敗了，科學傳播的事業也失敗了。在任職欽天監二十七年之後，劉松齡奏請讓出自己的職位，但為皇帝所拒絕。＇6＇

當代史學家多對“科學”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為一部“現代化”的歷史，從表象上看，首先就是物質文明變革的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