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僅靠考據而須依賴直覺”、“怎樣識別文字的真正含義”、“什麼是直覺”、“關於考據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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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曾給籌備政治史會議的同仁寫信說：會議通告已閱，建議增加“政府政策”、“經世學派”諸內容，以寬大之；而來自其他同仁的批評，也對我把“經濟政策”歸於“政治史”的範疇，表示不解。

＇2＇　在《樂善堂全集》裡，皇上特別不直漢武帝之所為，其《漢武帝論》：“內侈宮室，外伐四夷”，“好兵黷武，與秦皇無異”，可見他的思想傾向；與準噶爾交戰的歷史，也不能不讓他三思。而所謂“盛世”，更是康熙（後期）、雍正以來即流傳的說法，所謂“康乾盛世”也非始自乾隆。

＇3＇　批評者或舉高斌的例子，說並不是所有“滿洲貴族”都持相同的意見。其實，歷史研究並不屬於“科學”，而任何事務都可能存在“例外”；至於高斌，雖隸旗籍（後因女兒封為皇貴妃，賜高氏為高佳氏，覆被抬入鑲黃旗），原先卻是漢人。

＇4＇　據孫喆《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十七世紀以前，世界各國均沒有明確的“領土”和“邊界”概念。從那時起到十八世紀中葉，西方國家掀起劃定邊界、向近代國家邁進的熱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國相繼繪製了地圖。“當十八世紀間，即歐洲各國大地測量亦尚未經始，或未完成。而中國全圖乃已告竣”（翁文灝），成為最早最完整的亞洲大陸全圖（李孝聰）。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巴多明（法）曾進言康熙皇帝測繪中國全圖，帝納其言，乃於1708年命具有學技能識之歐洲傳教師任其事；凡從事測繪中國全圖之傳教師，要以雷孝思（法）歷地最廣，任務最勤；始而周曆塞外平原，其後足跡遠至南疆，往來於雲南野人山中；開始測繪長城一帶地圖，1709年事畢還京；帝甚嘉許，欲於全國各省悉加測繪；1710年偕杜德美（法）、費隱（奧）測繪東三省、直隸、黑龍江外地圖；1711年測繪山東地圖；杜德美、費隱等測繪長城以外喀爾喀一帶地圖，西抵哈密，1712還京；其他傳教師測繪了山西、陝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諸省及臺灣、江西、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地圖，至1717年初還京，遂集各分圖為一總圖，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圖成進呈；據雷慕沙《亞洲新雜纂》雲：“此種廣大測地事業前此在歐洲從未有人嘗試，而能在八年之間告成”

＇5＇　嚴耕望《治史三書》：史學研究是要運用歸納法求得新結論。演繹法只可用作輔助方法，不能濫用為基本方法。運用理論模式有時誠然可以有助於問題的解決，還因為它是西方史學的新動向。傳統治史方法是要空蕩蕩的毫無一點預先構想，完全憑些散沙般毫無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個架子，自成一格體系。

十八世紀，二十世紀的先聲

有書評說，美國學者羅威廉（W·T·Rowe）所作《救世》中第一句話，闢頭便指出了十八世紀在近現代中國史中的樞紐位置，以及它與十九世紀經世學者的密切關聯。＇1＇這是不錯的，對我們重新認識“十八世紀經世學派”也不無幫助。但在筆者看來，這種聯絡就不僅在十八與十九世紀，更重要的，是在十八與二十世紀之間。

這樣說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我的學術興趣始終徘徊於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間，並主張“在當代經驗與歷史物件之間來回對比參照”。＇2＇1980年代，美國學術界由魏斐德（F·E·Wakeman）提議，從十六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都屬於“近代史”的範圍；黃仁宇（R·Huang）提出從明末一直貫穿至今天，“五百年為一元論”；筆者恰也有近三百年為“一個歷史”的提法，＇3＇認為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這三百年間，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