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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的確,尼采思想是戰國策派最重要的外來思想淵源,對林同濟本人也是如此。他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就讀了大量的尼采的著作,對尼采崇拜得五體投地。林同濟後來在為陳銓的《從叔本華到尼采》一書的序言中說:“人間三部書,我百讀不厭:莊子的南華經、柏拉圖的共和國、尼采的薩拉圖斯拉。莊子談自然,柏拉圖談正義,尼采談最高生命力的追求。”尼采代表了超人的氣質:“是生命力飽漲的象徵,渾身生命力。”在林同濟看來,尼采所代表的超人氣質正是他所主張的“戰士式人格”的核心所在。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尼采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李大釗、魯迅、郭沫若等都受到尼采唯意志論的思想洗禮,因此而形成了“五四”與理性主義相互激盪的浪漫主義傳統。作為“五四”浪漫主義傳統的繼承者之一,林同濟的“戰士式人格”顯然有深刻的尼采的“超人”痕跡。然而,林同濟的“戰士式人格”與尼采的“超人”究竟有什麼樣的區別呢?

在尼采那裡,人是一個意志的存在,人的強力意志是創造的本原。關於這一點,林同濟有充分的體認,認為“超人必是具有最高度生命的”。尼采的“超人”是無所拘束的,他的意志就是其目的本身。但林同濟的“戰士式人格”之上,卻有一個“國”的制約。雖然如上節所分析的,在國與個人之間,他更重視的是個人,但林同濟並非是一個徹底的個人主義者,人格的再造,倒過來又是為了服從民族的目的本身。特別是在戰國年代,他特別強調不能再以個人為本位,而必須以國家為本位。為了國與國競爭的需要,個人不得不將忠——對國家的絕對忠誠作為具有優先性的第一美德。這樣的忠,也是林同濟所欣賞的大夫士所必須有的“義”的第一準則。這樣,“戰士式的人格”就被置於一個規約其中的更高的目的存在,個人意志的自由創造力與第一美德的“忠”在林同濟的理想人格型中發生了內在的緊張。這種緊張對他本人來說,未必是意識到的,我們在魯迅身上也曾經見過類似的個人與群體、個性解放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可以說,對於現代中國這些尼采的崇拜者來說,最終都無法逃脫這樣的矛盾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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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濟:緊張而豐富的心靈(6)

不過,林同濟與魯迅等其他尼采的中國崇拜者不同的是,他特別注意到了尼采超人思想的合自然性質。他說:“超人必是具有大自然所施予的德性的。”林同濟:《我看尼采》。作為古希臘酒神精神的鼓吹者,尼采繼承了古希臘的自然精神,自然成為人的行為合目的存在的終極源泉。超人的創造意志,最終也是合乎大自然本性的。應該指出的是,在中國早期的尼采崇拜者那裡,包括魯迅、郭沫若等人,只是從唯意志的角度強調人的意志的無限創造力,幾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尼采強力意志的合自然性質,但戰國策派的林同濟、陳銓注意到了這一問題,而且給予了特別的強調。可以說,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真正在學理上全面理解尼采的,除林同濟、陳銓之外,可能無他人。為什麼林同濟會從合自然性的角度去理解超人的特質?除了他熟悉西洋歷史包括古希臘史、對尼采有很好的研究根基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在林同濟的思維模式中,人性與自然宇宙的本性應當是相通的,都統一於力的本原之中,超人的生命創造力的本性,應當與大自然的力的本質同一,也就是說,人格的合理性必須在自然的目的論那裡得到證明。中國的“天人合一”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