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這些東西的，可那幾年真的被我的病給逼急了，走街串巷，大小醫院都看了個遍，甚至她不屑的事都做了，那時候的她只做一件事——寧可信其有。一天中午，依稀記得天很熱，母親端來一杯水，透明的水面水底漂著沉著一些末渣狀的黑色物體。母親走到我面前要我喝下去。

“這是什麼？”

“你喝下去。”

“上面漂的上什麼？”

“香灰。”

“我不喝。”

“喝了。”母親急得發火：“這是我特地跑到鎮江給你求的。”

“你這是怎麼了？怎麼相信這種東西？”

“別人都說很靈，你快把它喝了……總沒壞處的。”我看著她的眼睛，她其實也是不信任的，可是她願意並努力地信任。

……

不知怎麼這一段回憶那麼清晰，最終我還是喝了那一碗水。為自己總是不能健康自責，我竟逼得母親做了她不願相信的事，一個信仰的屈服。她艱難地壓抑她的煩躁、擔憂，我竟簡單地忽略了。而這些彷彿是被菸灰埋葬許久，被遺忘了許久，驀然間從灰燼中突出了，煙火彌散滿空，露出紅彤彤的未滅的餘炭，一如困境中的理想、願望，一旦被重申，無比熾熱，獨自站在風口，我不能不在寒冷中，懷念那段滾燙。

忽然想起海子的詩歌，他比喻自己是一個包袱，不知道他在什麼樣的環境寫下那些文字，但我想他當時肯定是感到累贅的，走過的日子，那些回憶，甜美的，令人憎恨的，一樣拖沓。餘暉說，他想過一走了之。可是和海子一樣，他們走不了，他們對自己是有所懷疑的，他們是值得懷疑的。我想，他只是想出去走走，感受一陣激盪，再回來過平淡的生活，他們離不開平庸，他是沒有信心的，一如我對他一樣沒有信心。他把它當成飯後的散步，需要的只是偶爾地換一下口味。我對他並無要求，但他不相信，想想也是，換我也不相信。是誰說過，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騙子就是理想，與它共同作案的就是我們的愛情。可是我想這樣說只是因為理想還不夠強大。我想起少年時代的理想，浪跡天涯，帶著我的吉他行走在偏僻、淳樸的鄉間，唱歌，到人們的門口，只要他們看到我就能高興，帶給別人溫暖，過最貧窮卻最富足的生活。然而，一度我又發覺，縱使我不願提及錢，這一切卻不得不建立在物質基礎上，我可能要因為這要求不高的生活打拼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多，為我先天欠下的，為我繼承來的債。也曾想到也許我還清一切虧欠時，我早已不再具備激越的情緒，或者不再具備適應激越的能力。可是現在想想，那樣的選擇只是因為我還捨不得離開。想去西藏看朝聖。西藏於我或者不過是一個代名詞，代表遠方，陌生與冒險，或者代表給我希望，能夠到達的“遙不可及”。好像無可奈何，既然得不到安全，索性幾衝到跌宕中去，也算是一種反抗。試圖有始有終的安穩，換不來海闊天空。我需要一種真實的流浪事實上可能歸屬於逃亡，無論是心靈還是肉體上，奔向自己的生命，沒有依賴，確確實實地做到坦然面對失敗、挫折，承認每一場錯過。手邊的詞集寫著“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大氣磅礴，道出這一句的人定是身受過史前的寂寞，需要怎樣的寬廣，我除了猜想無所適從。這些我費盡心機尋求的東西卻在我的費盡心機中不得實現。有時我似乎感到自己對其有所領悟，可轉眼之間又在對某件事的盤點中化為烏有。不能獨立，來源於狹小。與人相處，只記得來來去去，唯一相伴的便只有那些留了道道劃痕的CD，只有這裡，我也還能暢想，從暢想中啟發。去西藏的念頭由余暉而生卻越來越不干他的事了，這只是被切斷昨天的回憶，本身屬於並來源於我，而我只是在一個局外者的立場，把一個把一個許久以前的夢幻告知自己，就像阿土說過，新鮮之後，就只剩重複與冷漠，這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