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有人反對動用戰略單位的師團，認為抽調如此多兵力後，可能影響東北“治安”。稻田便學著板垣的口吻說：“萬不得已時，只要決心放棄大興安嶺以西就行了，而且做這件事我們也有限度，至多把一個師團交由關東軍自行裁定。”

1939年6月20日，植田向地面部隊下達了集結令。

板垣、稻田所謂的限定兵力不過是他們的一相情願，或者說裝聾作啞，這次由關東軍司令官親自指揮的戰役，名義上雖是由第23師團單挑，但實際上關東軍直轄部隊中的所有精兵強將都出動了，包括第7師團第26聯隊、第1戰車團（相當於坦克師團）、第2飛行集團（相當於飛行師團）。

坦克部隊的加盟，讓第23師團參謀長大內孜大佐感到特別高興。

第23師團高層有兩個所謂的“蘇聯通”，除了小松原之外，就是大內。大內曾出任駐拉脫維亞的武官，另外他還像朱可夫一樣，是騎兵出身，做過騎兵集團參謀，對草原作戰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據說他在就任參謀長時，就曾向關東軍司令部建議：“在海洋般遼闊的呼倫貝爾草原上作戰，只靠徒步行軍是不行的，必須用機械化部隊迅速開闢出一個行動半徑。”

大內甚至提出：“那種日俄時期的馬拉三八式野炮，射程最多不超過四五千米，用這種炮，無論如何是打不了勝仗的。”

顯然，大內的一些想法脫離了日本陸軍將官的習慣性思維，也正因為如此，註定得不到關東軍司令部的重視和認可。現在植田撥出第1戰車團，也不是因為採納了大內的建議，而只是為了把他的寶貝拿到前線去顯擺顯擺。

如此大規模調動，使得諾門罕前線的高階別日軍將佐成堆，那些坦克和航空兵的頭頭全都和小松原一樣掛著中將的肩牌。

按照日本陸軍的規矩，在一個戰區內，如果將領們軍銜相同，以授銜早的為主官。小松原提升最早，便名正言順地被植田授以前敵總指揮一職。

上一次兵力過少，又缺乏重武器配備，這次人既多，又擁有坦克大炮，讓小松原的腦袋一下子充了血，精神極度亢奮。

在日軍戰將中，若是要挑出一個有希望對蘇軍戰而勝之的大將，還真非小松原莫屬。大使館副武官可不是白做的，小松原曾仔細研究過蘇軍的戰術特點，並據此寫過一本叫《如何與蘇軍作戰》的冊子，送交參謀本部後，參謀本部如獲至寶，專門加印並秘密下發到關東軍各部隊，可以說，他本身就是一個對蘇作戰的專家。

按照小松原的研究，蘇軍士兵受過極其嚴格的正面攻防訓練，要從正面攻破它的防線比較困難，但蘇軍的缺點也很明顯，那就是彼此之間的協作能力很弱，他們一旦被包圍或側翼受到包抄，就會陷入全線混亂。

這種研究成果正好契合日軍喜歡迂迴進攻的特點，因此在關東軍中很受歡迎，山縣在第一次諾門罕中用搜尋支隊迂迴敵後，差點將蘇蒙軍的指揮系統予以完全摧毀，更從實踐角度對此戰術進行了驗證。

沒有人不知道要迂迴，關鍵在細節，也就是如何實現迂迴。

關東軍司令部為小松原準備的作戰方案，系由第1戰車團從背後包抄，第23師團從正面進行策應，這樣當然是為了使戰車團的機動能力得到充分發揮。

但在小松原看來，這只是一種理想狀態下的模式，呼倫貝爾草原一望無際，無遮無攔，如此多的坦克，即便再怎麼偽裝隱蔽，也很容易被蘇軍發現，導致功虧一簣。

為了能收到出奇制勝的效果，小松原對原方案進行了調整，戰車團被調到正面，第23師團負責包抄，總攻時間也定了下來，為7月1日。

當時日本正尋求與德國軍事結盟，因此在諾門罕戰役期間，便主動邀請德國軍事觀察團觀戰，藉以顯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