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黃色的‘大眾’車上了高速公路，女孩在嬰兒座上睡著了。出事故了。沒什麼特別的，只是車燈碎了，擋泥板撞了個凹坑。在履行完必要的手續之後，她繼續開車。等她們到了巴塞羅那，嬰兒座上的女兒早已不在睡覺了。這小女孩死了。阿娜沒有注意到，她女兒在事故中斷了脖子。”

我嘆了口氣。

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

在墓地最外圍的一角，山坡用作了骨灰甕安放地。在岩石上鑿出鞋盒大小的洞穴，用來安放家人的骨灰甕。我遠遠看著阿娜。她摘了一束野花。她轉動鑰匙開啟了岩石上一個壁龕的玻璃門。裡面有兩隻骨灰甕，一大一小，那個小的從我站的地方看，小得如同一隻蛋杯。阿娜低下頭，親吻了那些花，將它們裝飾在骨灰甕四周，甕裡仍存放著她丈夫和女兒的骨灰。即便離得那麼遠，我們仍能看出她在哭泣。

我默不作聲，喬瑟普也不說話。他摘下黑帽子，在粗糙的手中揉搓著。

“喬瑟普？還有什麼我該知道的嗎？”我問。

“聽說過瘋女人莉迪亞嗎？來自里加港的莉迪亞？”

我彷彿是從一次驚訝猛地跳到了另一次驚訝。

我當然聽說過。在總統大廈我那桃花心木桌子上，每一本頁面光滑、有關達利的書本里，達利都聲稱是來自里加港（與卡達奎斯相距不遠）的瘋女人莉迪亞給了他開啟想象力櫥櫃的鑰匙，把超現實主義釋放了出來。在每一本藝術圖書中，莉迪亞都是作為言行古怪的漁家女被提及，她把自己白灰泥、破敗的海邊棚屋賣給了達利。兩間棚屋建在卵石海灘上，只有兩個房間，一間是廚房加廁所，另一間是臥室兼畫室—破舊屋頂下一個21平方米的單層空間。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沒有任何可以讓生活過得舒適的東西。讓我們返回到1930　年，達利以250比塞塔的價格（當時值2美元）買下了兩間海邊棚屋，立即對木屋進行打掃，並買下了緊挨著的地皮和鄰近的農舍。他栽種了柏樹和許多棵葉子閃著銀光的橄欖樹。居室裡則佈置得雜亂無章。達利把麵包皮用膠水粘在牆上，將繫著舊外套紐扣的線繩固定在天花板上。房屋和園子逐漸擴張，直到里加港搖搖欲墜的棚屋變成了奇幻的和迷宮似的伊甸園，達利在裡面生活和工作了五十來年。這可是正式記載在藝術史書籍上的，接著便是達利如何創作《記憶的永恆》這幅無可爭議的傑作的美麗故事，這幅畫是在不夠寬敞的、帶朝北天窗的畫室兼臥室裡創作出來的。

時間是20世紀30年代初。加拉坐在達利旁邊，房間裡就這麼一張舒服的椅子。她給他讀他最愛聽的德文書籍和雜誌，儘管他不懂德文，一個詞也不懂。誦詩聲、詞語輕快的流動，以及加拉近乎耳語的輕柔、連貫的話音，這一切結合在一起，使達利平靜下來，使他達到完全的放鬆。達利常說加拉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是四隻鈴鐺一齊鳴響。每當她給他誦讀時，他就用法語稱她是“四鈴鐺”。

達利的騙局　三（4）

他抬頭看看鐘。都快半夜了。

達利坐在畫架前，陷入內心的幻想，努力想把一幅24×33厘米小尺寸的阿姆珀丹風景畫畫好。這幅畫色彩鮮亮、景物孤寂。他一邊還在聽用搖柄電唱機播放的一張瓦格納歌劇《特里斯丹和綺瑟》的噝噝沙沙的老唱片。他工作時從不說話。當他幹得來勁時，他吹口哨。

“我把音樂關掉嗎？”加拉問。

“不！不！達利喜歡瓦（兒）格納的音樂聲聽起來像烤（兒）沙丁魚。”他回答。

那天晚飯，他們吃的是美味但氣味濃烈的卡門培爾乳酪。

晚飯吃剩的東西還在桌子上。沒吃完的麵包（螞蟻正把麵包碎屑搬走）、一些柔軟低垂的乳酪、切成片的番茄、一隻盛橄欖油的工藝杯、幾隻髒盤子，還有刀叉餐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