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那些草野間的故事並不只是浪漫，更多的是遍佈悲涼；土匪並非如我們想象般殺富濟貧，而大多怙惡不悛。俄國作家托爾斯泰有言：“吾有人性之託爾斯泰，亦有獸性之託爾斯泰，而獸性之託恆為人性之託所壓倒。”這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名言作了註釋。惟有土匪這種組織形式，將天使美的因子盪滌殆盡，而把魔鬼惡的細胞生滿全身。

民國時土匪橫行，有著其深刻的社會根源，中央集權的皇權思想根深蒂固，一旦社會動盪，有了可乘之機，各路梟雄揭竿而起，大的儼然成為各路諸侯，小的也會佔山為王，取一方天地。大小匪徒或為權位，或為金銀，或為美色，各取所需。在匪患嚴重的各省中，山東具有代表性，有劉黑七、張鳴九，有毛思忠般惡貫滿盈者，也有喬明志般抗日殺敵者，又有時而抗日時而投日者。

民國創立後，“沒有一片區域沒有土匪，沒有一年土匪偃旗息鼓。”日本人納武津於1923年所著《支那土匪研究》中寫道：“土匪是中國的致命傷，這一創口現在已經危及心臟周圍的要害地區。”辛亥革命以後的十年裡，很多報章開始不再把中國稱為“民國”，而稱為“匪國”。到193０年，土匪人數的保守估計，為兩百萬左右。

土匪為禍中國，尤以山東、河南、四川等地為甚。山東自古以來民風剽悍，民國成立之後的連年戰亂中，那些擁有“雄才大略”的軍閥政客們都相中了能打能拼的山東大漢，爭相來山東招兵買馬。結果就如記者們在報上所報道的：各省招兵多半在山東，而遣散一兵，山東即來一匪，是在招兵未戰之時已伏蹂躪山東之種子。

“他們居住山洞、獸穴，性情暴躁。在法律軟弱無力，政府**墮落而無法抑制殘暴和壓迫的時代，在公理遭到踐踏，當權者站在惡人一邊的時候，他們頑強地要求……一種正義。”英國人貝思飛在《民國時期的土匪》中如是說。

在民國這一社會大轉型時期，山東土匪“順應”潮流，適時而變，從而出現了一些與傳統社會相比所未有的新表徵。這主要表現在：一、土匪在裝備和編練上實現了“匪隊”的現代化；二、其政治性日益凸顯。但同時必須指出：土匪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無疑給轉型期的民國社會帶來更高強度的危害。

民國初時，山東軍政顯要從田中玉到熊炳琦，從張宗昌到韓復榘，無人不喊要剿匪，無人不嚷要緝賊，省政府年年發兵，月月進剿，匪患非但未滅，反而愈剿愈獗。

韓復榘的部隊多吃空餉，槍支、彈藥皆無定數。韓部中私賣槍彈與匪者，不乏其人。韓的剿匪部隊常與劉黑七匪夥，在約定地點挖道戰壕，劉匪把金銀財寶放諸壕內，韓部朝天空放幾槍，便跳進壕內取走財物，遂將槍彈置於壕中，官軍一撤，劉匪即把軍械取走。頑童們見韓部朝天放空槍，常尾隨其後揀銅製的彈殼去換糖塊吃。

匪患與**常常是一種社會併發症。官吏靠權力的侵吞，土匪靠暴力的掠奪，純屬“無本生意”。前者最卑鄙，最齷齪，最無恥；後者最酷虐，最暴戾，最兇悍。官匪為禍，民不聊生。

因為天災**相連，生存本就艱難，沒了秩序，一些“刁狡之徒，鋌而走險”，棄良為匪，百姓深受其害，寄望於徵糧收稅的官府，但此時的官府已成酒囊飯袋，於是匪患日甚，也有農民被土匪禍害，伸冤無門，只好自己拉桿為匪以報私仇。

由於官方剿匪力量如軍警對匪患無力剿除肅清，地方治安得不到保障。各地紳民和百姓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不得不自行組織起來，倡辦組建民眾自衛武裝以自衛。

於是，由傳統團練武裝演變過來的民團在山東便再度興起。“大刀會”、“紅槍會”等民間組織風起雲湧；小村併入大村，村村修圍牆，築圩子，買槍支，造土炮，設哨樓；不少地方還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