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規模和家庭結構都在發生變化。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結構簡單化和家庭模式多樣化，成為中國現代家庭的主要特徵。改革開放以來，為適應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傳統的結構複雜而規模龐大的大家庭，已逐步向結構簡單而規模較小的家庭模式*。中國自古就有深厚的崇老、尊老、敬老的文化底蘊和悠久的家庭養老傳統，家庭處於社會的中心地位。家庭的功能是十分廣泛的，可以滿足不同年齡段的每個家庭成員的生活需要。家庭成員的權利和義務，用倫理和法律的方式在同一屋簷下被固定下來。通常來說，父親是一家之主，家庭成員之間的分配原則是平均主義，不論貢獻大小，各個方面的物質需求基本上都透過家庭獲得滿足，這是家庭消費功能的機制作用。人老以後，要在家養老，也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家庭是老年人養老的基本載體，在沿海和內地這一基本立場都沒有受到經濟的衝擊而改變。

孝順是家庭生活中的核心價值，家庭生活在儒家治國之術中的核心地位也使得孝順成為整個社會秩序的關鍵。若干世紀以來，父母不斷地向子女強調，如何對待長輩是衡量他們的道德價值的重要尺度。順從父母的願望，關照父母的需求，在他們的晚年為其提供無微不至的贍養，這些義務超出了子女自身的願望與偏好。強大的文化和國家使得孝子的社會化得到了加強。這種官方強化的例子之一是“二十四孝”，它宣揚了成年子女為了*父母的需要和怪念頭而做出犧牲的一些極端的例子；另外也列舉了，對於不孝的子女將可能施行嚴厲的懲罰。同其他農業社會一樣，中國的成年子女是大多數年老父母的唯一贍養來源。孝的義務甚至在父母入土之後繼續延伸，透過祖先崇拜——被視作影響健在的家庭成員命運的要素——的方式來關照已故的父母及更早的親屬的需要。

城市中空巢和老齡單身家庭的比重遠超過上述比例。空巢和老齡單身家庭的社會問題在城鄉表現的不盡相同。在城市，主要表現為老人的心理問題和生活照料問題。老年人因單身或家庭“空巢”而引發的心理不適現象，如孤獨、抑鬱、焦慮、煩躁等在城市已經成為比較突出的老年問題；在農村，則主要表現為的老人的基本生活溫飽問題。在農村主要以家庭為養老支柱的前提下，老人一旦喪偶或喪失勞動力，將會面臨貧困和生活無著的極大風險。

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區域經濟對外開放呈現出不同的模式。在我國經濟最活躍的東部沿海地區，先後出現了“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浦東模式”。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序的加快，以及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形成了“新蘇南模式”、浙江模式和上海模式。地處東部沿海地區的江蘇、浙江、上海，選擇開放型經濟作為經濟跨越的支點，使經濟發展*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成為中國開放度最高、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

即使政策強調共同富裕，但各地區發展水平不同，城鄉差別、內地與沿海的差距還是很大，這不能籠統而論。當然即使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差別很大，但已不是今天貧富懸殊的概念，體現的是生活水平“底線”的提高。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然是以社會財富增加為前提。專家指出，隨著國家更多政策體現社會公平，建設和諧社會，調節收入分配，即使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但人均GDP的大幅度增加，必然是社會民眾普遍受益。

沿海地區富裕者相對集中，傳統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嚴重挑戰，出現了一夫一妻多個臨時性夥伴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深圳一些有錢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稱，男人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結三次婚，30歲、40歲、50歲各娶一個*。廣東省婦聯曾做過幾次調查，發現該省“包二奶”現象相當普遍，整個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幾十萬“二奶”，而養妾者大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企業負責人、個體商人、以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