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賭博式的恐嚇。

侵略者最終得逞了。清政府張皇失措、投降派紛紛攻擊林則徐惹來兵禍，敵人堅船利炮，不可戰勝。朝廷遂法辦林則徐等，派出欽差，簽署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達能磨刀霍霍，也向宗慶後進行恐嚇，並拿出一份40億收購非合資公司的檔案，脅迫宗慶後簽字。出於個體的利益的考慮——對“三宗罪”的懼怕——宗慶後簽了字，鴉片戰爭差點兒重演。

其實，跨國公司在中國進行低價併購時，往往繞開企業經營者，從地方政府公關開始，透過地方政府對“招商引資”數字的追求，以及種種非法手段——不排除重金賄賂的可能——打通關節，對中國產業的龍頭企業實現併購。

法律戰場體現為仲裁與訴訟，且都需要遵從法定規則，或者雙方約定的戰爭規則。若把戰場約定在國外（多見於跨國公司與本土企業的“不平等”條約），在訴訟成本與風險非常高的情況下，本土企業往往選擇合理的退讓。如果不退讓，不怕麻煩，法律程式的規則與風險，對雙方都一視同仁。若執行力強的話，本土企業背水一戰，並不影響戰爭結果。

雙方交戰，其中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雙方力量的評估，因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是單位空間內的戰鬥力量。以宗慶後三宗罪為例，三宗罪與合資糾紛並不是同一個戰場；宗慶後“三宗罪”與達能的戰略利益並不直接相關。戰爭要開闢戰場，是緊逼還是突襲，這也取決於對雙方實力的基本判斷，敵強我弱，用突襲，攻其不備，並保持靈活性；敵弱我強，三倍則殲之，五倍則圍之，可以步步緊逼，別讓它跑了。

可達能明顯採用了一個比較矛盾的戰略，既突襲又緊逼。達能一方面寄希望於宗慶後的和解，放話說要和解，並希望宗慶後仍舊管理娃哈哈，還運動薩科奇訪華討論達娃之爭；但是達能又在全線進攻，從經營到仲裁，還超額地訴訟了宗慶後的妻子和女兒，一點餘地都不留。達能還在國內提起了訴訟，步步緊逼。

衡量戰場利益，達能還有待改進。即便已經宣戰，也要打擊對方薄弱環節，繼續實行恐嚇，而不要拉長戰線，盲目開闢戰場。最重要的是，薩科奇還沒到中國呢，“三宗罪”的底牌也出了手，中國法院的判決已經下來了——中國的訴訟週期非常短，只要三到六個月，一審就出結果。

達能希望透過“三宗罪”的殺手鐧試圖扼殺宗慶後。可是，達能何曾想到，這相當於向杭州、浙江，乃至中國政府宣戰。

打一個比方，就像英國殖民者在南方被打得很狼狽逃竄，後來瞄準空子來到大清王朝家門口下書，表明態度告訴慈禧與皇帝繳槍不殺。這樣，大鴉片商同大地主、大貴族沆瀣一氣，形成了一個鴉片輸入受益集團，從而得到慈禧的支援。假設英軍不去勾結權臣，反而宣告這個滿清政府不成，太*，應該立憲或者乾脆廢除，甚至還想讓英國女王來當中國的女皇帝，我們相信，慈禧會立馬閉緊城門，武裝八旗，要與對方決一雌雄。　。。

大型商業糾紛中的戰爭思維（5）

相比而言，達能犯下了一個錯誤，對勞苦功高的宗慶後，不但沒有網開一面，反而加緊反攻倒算。置之死地而後生，這種策略激發了宗慶後的鬥志，開始全力反擊。

戰果預測與焦土戰略

戰果是整個戰場的最終清點，最終它要落實到經營利益上。有沒有得到地盤，得到賠款，獲得利潤？無形資產包括商譽是增值了，還是損失了？這都是衡量本企業團隊、制度、執行的檢驗標尺。

達娃之爭中，宗慶後的預期戰略利益是在逐步調整——逐步膨脹的；達能呢，則拒絕調整，拒絕壓低其預期，這就出現了矛盾，最終只能由戰爭規律決定其勝負。如果戰況不佳，不得不棄土逃亡時；或者雖然戰績輝煌，但是戰果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