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曾靜接著說，自從去年（雍正六年）被押解來京，見聞漸廣，才知道真龍天子興於東海之濱，列祖列宗承承繼繼，不但非漢唐宋明可比，簡直就直追三代，有如西周昌盛。但在西周，說起來也只有文王、武王兩位聖君，稱得上是&ot;極致&ot;，哪裡比得上本朝，&ot;疊疊相因，日遠日大，愈久愈光&ot;，一代更比一代強！太祖高皇帝開創王基，太宗文皇帝繼體弘業，世祖章皇帝撫臨中外，聖祖仁皇帝（康熙）深仁厚澤，遍及薄海。到我當今皇上（雍正），更是天縱聰明，恢弘前烈，創造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已達到禮樂文明的最高境界。&ot;此正是天命民心所歸，乃道義之當然，參天地，法尤世，為天運文明之隆會。&ot;最後曾靜辯解說：&ot;從前彌天重犯實實陷於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於聖世。&ot;至此，這一問題辯完，並無下文。

其他的法庭辯論，中國史上獨此一份，世界史上想來也不會多。它的奇特，倒不在被告的氣勢凌人和原告的唯唯諾諾，甚至也不在原告撤訴認罪轉彎之快和轉彎之大--本來指控清王朝不該得天下、雍正不該當皇帝的，此記得卻說清王朝超過了周秦漢唐宋明，雍正帝是最偉大的皇帝，還在於雙方使用的邏輯。得民心者得天下，順天命者為正統，這是雙方都承認的邏輯前提。據此，則只有證明清王朝順天命，雍正帝得人心，才能證明其政權和帝的合理合法。但要這樣講，官司就打不贏了。也不是打不贏，根本就打不成。因為得不得人心既不能透過民意測驗或社會調查來確定，順不順天命更是一個說不清的事情。因此，雙方都得另闢蹊徑。

雍正的邏輯是：你曾靜既然生在本朝，就應該知道本朝是順天命得民心的。這顯然是強詞奪理。如果生在某朝就能證明某朝合理，那麼，納粹時代的德國人便都可以證明希特勒&ot;順天命得民心&ot;了。曾靜的邏輯也很可笑。他的邏輯是：凡是新興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都是順天命、得民心的。既然如此，清王朝和雍正帝也不例外。那麼，新興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為什麼&ot;都是&ot;順天命、得人心的呢？因為不順天命就無從興起，不得人心就不能在位呀！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迴圈論證。它使我們想起恩格斯嘲笑過的德國庸人邏輯：凡是合理的都會存在。我存在，所以我合理。它也使我們想起民國時一位軍閥的邏輯：自古英雄都好色。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如此荒誕的邏輯，大義覺迷錄一書中比比皆是。

其實邏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說話的權力。有權不準別人說話，或只准按自己的意思來說，再沒理也能說得振振有辭。

雍正要向世人顯示的，便正是這個權力。專制帝王的權力向來就至高無上，可以生殺予奪的。&ot;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ot;，但也如此而已。雍正卻嫌不夠。他還要做到&ot;君要臣說，臣不得不說&ot;。豈止不得不說，還要說出&ot;理&ot;來。換言之，明明是專制，還要做開明狀。於是雍正也好，曾靜也好，都得挖空心思。

雍正確實費了老大精神，也表現了他的大智大勇。從接到嶽鍾琪密奏那一天起，他的態度就出奇的冷靜。他沒有暴跳如雷，也沒有糙率從事，而是精心策劃了一種&ot;出奇料理&ot;，把小事情做成了大文章。這篇大文章就是：我雍正皇帝不但能治理山河，治理國家，也能改造思想改造人。因此他下令優待曾靜--當然是在把他打得遍體鱗傷，吃盡苦頭又嚇得半死以後。比方說，審訊時要和顏悅色，耐心開導；押解來京的路上吃好住好慢慢走，好好看看大清帝國的太平景象，體驗雍正皇帝的深仁厚澤；到京後住幽州別墅，過舒適生活，讓他知道悔改的好處等等。雍正甚至把朝廷的機密檔案都賜給曾靜閱讀，讓他看看他辱罵的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