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為個小時；第三位的是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為個小時。根據衛生部的調查，2002年各類職業病發病病例14　821人，比2001年上升了。2000～2002年，職業病發病連續增長率都超過10％。有60％的鄉鎮企業沒有配備任何防護設施；有90％的鄉鎮企業的粉塵作業場所超過國家衛生標準；有30％的鄉鎮企業職工接觸塵、毒等；職業病人和疑似職業病人檢出率高達。在近年來迅速興起的“圈地”狂潮中，作為農民基本生存保障線的土地權益損失極大。1997~2003年，中國的耕地面積已經淨減1億畝，全國設立的各級各類開發區（開發園）達6　015個，其中70％是違規擅自設立的；共規劃佔地萬平方公里，比2003年底全國所有城鎮建成面積還大。在“圈地”狂潮中，農民的基本權利被嚴重侵害。浙江省一項調查表明，如果徵地成本價是100％，被徵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佔二至三成，企業佔四至五成，村級組織佔近三成，農民僅佔5％~10％。從成本價到出讓價之間所生成的土地資本鉅額增值收益，大部分被開發商或地方政府所獲取，農民的基本利益被嚴重侵犯。據國土資源部調查，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讓收入億元，其中徵地補償費只有591萬元，僅佔賣地進賬的。現在共有4　000萬左右的失地農民，其基本生活狀態大多不如以往。農民的基本權利被侵害狀況還有一個突出的表現，這就是，在國家的“正稅”之外，農民還要交納許多額外的費用，如各種各樣的集資甚至包括農網改造的費用，其數目總額往往要超過國家的“正稅”。據有關部門統計，1997年農民承擔的“提留”、“統籌”、“以資代勞”等費用，全國人均約為180元，占上年人均收入的10％以上，佔農民現金收入的16％，已遠遠超過“上年人均收入5％”的最高限。除此而外，農民負擔還來自請客送禮、中小學亂收費、看病亂收費及高價電費等。實際上，這是一種超經濟剝奪的現象。現在，本應由國家承擔的農村義務教育實際上是由農民負擔；龐大的基層政權的運轉費用大部分也是由農民承擔。

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13）

（二）與特定的階層結構化過程密切相連

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市場經濟程序的推進，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空前的變化：成就性的、後致性的、能力主義的規則正在取代身份性的、先賦性的規則，機會平等的理念和準則已經開始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社會流動由不規則、半停滯的狀態轉向相對正常、有效、暢通的狀態；城市與農村這兩個原本相互隔絕的板塊被打通，城鄉之間的社會成員初步實現了大規模的對流；社會成員從看重結果均等轉向越來越看重起點平等。與之相適應，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革。由於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需要經歷一個比較長的轉型時期，所以，我們可以將這樣一個時期的、變化著的社會階層結構視為一個正處在“定型”時期的社會階層結構化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定型時期，符合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因素、原來計劃經濟體制時代的舊因素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變異因素同時存在。這就使得這一時期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同時存在著幾種演化的趨勢：既存在著健康的發展趨勢，也存在著諸如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等不健康的趨勢。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一旦某種不健康的趨勢固定化併成為定型了的社會階層結構的一個主要特徵，那麼，這無疑會對整個中國社會的長遠發展構成極為有害的、廣泛的影響。

我們可以從社會各個階層之間是否保持著一種平等進入和開放的狀態、社會各個階層之間是否保持著一種互惠互利的狀態這樣兩個方面，來觀察轉型時期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現象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