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要面對的所有問題：除了抗戰勝利後的財務及重新定位的問題之外，還面臨著即將開打的內戰，到底要支援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或是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的話。

到了11月，接管日軍的工作全部完成。第三方面軍的總部完全撤出上海，搬到無錫。副司令長官鄭洞國卻被留下來，監督日軍第六十一師團整修國道滬杭公路。之所以有如此安排，是出於下列的背景因素：

戰後不久，我們的想法是解除日軍的武裝，儘快送他們回國去。大上海地區的日軍在繳械後，被送到江灣的戰俘營區。但是，一週又一週，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了，找不到交通工具可以遣送他們回國。我們當時擁有的運輸工具絕大部分由美國提供，正忙著將政府人員從重慶送回南京，把軍隊從南方運送到北部及東北。在這樣的情況下，遣送日軍不被視為當務之急。然而，只要我們留他們一天，就要養他們一天。因此為何不叫他們工作呢？很合邏輯的想法，但修復道路的工作並不需要由中將來監督。原因出在湯恩伯將軍既然無法讓他的第二副手在總部有事做，於是很大方地解決這個問題，至少暫時不成問題，讓鄭洞國有藉口待在上海的家，不必毫無意義地待在不方便又不舒服的無錫。

這樣的安排對我再滿意不過。工程軍官莫少校和我必須安排前置作業，花很多時間在戶外。這時沒有更稱我心意的事了。打從春天從緬甸回國後，我大半都在遊蕩。抗戰勝利的興奮既然已經結束，這項工程不但讓我有事可做，而且可以讓我分心，不去擔心工作、事業、學業、遙不可及的安等種種無法解決的問題。

日軍已繳交挖掘壕溝的工具、手推車及卡車。每當我問起這些工具時，上海後勤司令部的軍官照例道歉連連：他們不知道工具放哪裡。每當我去倉庫和軍械庫時，第二負責人同樣道歉連連：“主管不在，他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這些工具交給我們。最好的方法就是麻煩黃參謀再過來看看。明天主管會回來，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等了幾天後，我發現日軍第六十一師團總部有位會講英語的中尉，而且在奉召入伍前還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他和其他日軍告訴我這些器具的確定放置地點，不但有工具，還有水泥、木材、繩索、木棒等，是數週前才繳出的。我領著第三方面軍的正式命令，重新回到倉庫和軍械庫。我對他們說，不行，我不方便再去他們的辦公室一趟，如果負責的人不在，不管誰代理，都要給我十字鍬和鏟子。日軍已準備好要上工，共有一萬五千名士兵呢，每天要花一百萬元去養他們。副司令長官會問我工程為何耽擱，如果他們不相信，我可以當場打電話給鄭將軍。如果沒有施加威脅，修復工作不可能順利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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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4）

日本人就很容易相處了。六十一師團的工程軍官繳交一份計劃書，一開始免不了是形式化的內容：工程的目的、應有的規模、大體的方向和重點等等，也就是可以刻在石板上的序言。不過，接下來的內容並非裝點門面而已，計劃書上的每個細節都可以徹底執行。在指定的時間和指定的地點，總看得到準備就緒計程車兵。事情從不出錯。在工程期間，他們分配到村裡居住。雖然已經解除武裝，仍然由我們七十四軍的部隊來看守。我們一度擔心戰俘和居民之間會起衝突，因為日軍在戰時的殘暴仍讓人記憶猶新。不過，什麼事都沒發生。只有過一起事故，一些日本兵在戶外生火，結果風勢太強，一戶民宅的茅草屋頂被燒壞了一部分。但在我方得知以前，日軍已經和屋主和解。一整團的人絕食一天，省下伙食費來賠給屋主。鄭將軍得知此事，很可憐他們，因為一整團的人，無論是軍官或士兵，都得捱餓過夜。他盤算再補給他們一天的伙食費，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勸他不用這麼做。我說，這些戰俘負起責任賠錢時，善意就已經建立起來了。我們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