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中無理性蔓延著，人們還傳說他背了刀和槍。其實都沒有。楊寬打架，向來靠的只是赤手空拳，血肉之軀。我不能面對這一切，早早逃離了那個修羅場。一度欲往法學院，去辦公室找平時關係還不錯的一個輔導老師。可轉念一想，我畢竟已經墮落髒汙到這個地步了，哪裡還有什麼臉面去求助於任何人呢。

我坐在北邊湖畔森林的一爿長椅上發呆，期盼枯枝敗葉能夠把我和世界隔絕開來。可是楊寬一身汗水髒兮兮地出現在我面前，他胸前的白襯衣都爛成布條，將兩肩攤開，“周灼，連你也害怕我嗎？”他身後，跟著浮現一長串警察。

“都什麼時候了還唧唧歪歪的。帶走！”一身制服的民警隊長叫囂著，命人把我和楊寬都銬上，頭蒙衣服，離開了校園。

警車一路鳴笛，駛進學區派出所，派出所非常狹小，看得出條件也不好。警長命我們蹲著，也不審訊，只當我們是共犯，劈頭蓋臉一通訓話。讓下屬帶我們進小房間，一個為柵欄所隔開的半面鐵籠。地上什麼也沒有，胡亂趴著些可疑的水跡，牆體頂端，一個簡陋的通風口，一股排洩物的燻臭味兒。今天所里人少，在我們來之前，只進了一個小偷，一個瘋瘋癲癲往水泥石灰裡尋找食物的流浪漢。

我雙手抱頭，縮成一團，開始回憶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麼辦，這才發現，多年來死讀書，居然完全派不上用場。國內大學不注重實踐，大一開的都是通識課，大二上學期才開始籠統講憲法和法學原理。律所實習這麼久，只會貼發票，以及從最外圍了解些公司財務案件。待到那位身材豐滿長相可親的女警察過來給我們送飯時，我抓住機會，隔著鐵欄叫道，“姐姐，姐姐，在這種情況下，派出所通常都是怎麼處理的，拘禁記錄會寫進檔案嗎？請您千萬要告訴我，我是學法律的，以後還要做律師！”

“學法律的怎麼還這樣法盲，”美麗的女警官看著我，和藹地說。“在公共場合打人是重罪，年輕人，不能這樣罔顧自己的前途。我們正在聯絡學校，等校領導派人過來，或者等你家人拿錢來保釋吧。”

怎麼可以驚動我家人，他們又拿什麼來送我出去？我想著，血都涼了。

“既然考上了這麼好的大學，年紀輕輕，學什麼不好，淨跟社會上人學壞。”女警官數落著我，順便朝楊寬瞟了一眼。自打他被人帶進來，就自發靠到離我最遠的角落，一手放在膝蓋上，閉目養神，一個字也沒有說過。

“明天會有律師來保你。如果學校派人來和你談條件，不要答應他們。”待到女警走後，楊寬對我說。

我沒有回話，默默又往牆邊挪了一點。在這個地方，我什麼也不能做，但至少可以離傷害我的人遠一些，再遠一些。

第二天下午五點，學校才派人過來接我們。帶隊的，是法律系副主任和我的一位指導老師，我一個勁求他們，他們才同意不將這事告訴我家長。系主任指著我一通嚴肅地批評，叫我意識到這件事情在校內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花一個多小時恐嚇完我了，又接著說，這事其實和我沒什麼關係，叫我儘可以放心，學校肯定還是會保護我們自己的學生的。接著，他當面打電話給楊寬學校的校長，要求兩校協商，但那位校長居然也護著自己的學生，把話說得圓轉油滑，滴水不漏。聽上去很有道理，其實就是一點不肯承認楊寬在這件事上有什麼錯。就在這時，律師也到了。他帶來了在打架中傷得最重、肋骨和腿骨骨折的那位室友的電話，室友在電話中沉悶地說，決定私了，放棄上訴。

大學都是希望安定的，尤其這兩年，我們學校出什麼事，都會被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