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麼響噹噹的好出身，好成分。如今看來他該是地道的紅五類，血統的貧僱農，可在五百年前，那都是上不了檯盤的賤民，是人家看了聽了不禁要撇嘴的人下之人。於是，他學那位亭長劉邦，“將相王侯，寧有種乎”，　乾脆撕破臉皮，不諱自己為　“出身寒微”的“淮右布衣”，系“起自田畝”的“江左匹夫”。

但是，他自己怎麼說都可以，你說不行，你知識分子，哪怕眼光裡流露出一絲蔑視，就要拿腦袋來見。當時，就有許多上奏表的官吏，當然都是有文化的人了，由於一些字，一些詞，或音同，或意似，能夠與他當過和尚，做過盜賊的歷史聯絡附會上，那就找倒黴了，馬上就處決。據明代無名氏的《翦勝野聞》：“太祖視朝，若舉帶當胸，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之，則傾朝無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其喜怒雲。”

在中國，一個農民，當他屬於土地的時候，可能還是本質上的農民，善，是他的主要方面；當他離開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為不可知的異數，惡，便成為他全部生命的支撐點。中國曆代的農民起義，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義和團，其浩浩蕩蕩的基本隊伍，都是這些離開土地的農民。農民失去土地，再也沒有值得顧惜的東西，便剩下破壞和毀滅。正因為一無所有，戰鬥力特別強，摧毀力特別大，所到之處，無不赤土，然後裹脅著更多新產生出來的餓莩，離開土地，接著再流下去。

在官修的史書中，對這些流動著的武裝農民，如黃巾、黃巢、李自成、張獻忠，一律呼之曰“流寇”。“寇”當然是毫無疑義的蔑稱，“流”卻是準確的狀態描寫。農民只要一流起來，手裡握有武器，便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尤其流民中的先鋒分子，也就是流氓無產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貴，即使坐了江山，也不是在一代、兩代間改變其先天的由於小農經濟所造成的文化劣勢，尤其是那種心理上的文化劣勢所形成的基因，像DNA，更難徹底改變。於是，便註定了這些掌權的農民，儘管穿上了龍袍，穿上了四個兜的幹部服，也是充滿了對於知識分子的敵視，對於優勢文化的憎惡。

朱皇帝腰斬高啟（5）

千古以來，文化史興衰起落，與這些領導者的昌明程度密切相關，與這些統治者的文明水準息息相關，君王明白一點，文人的日子好過一點，君王胡塗一點，再加之混蛋一點，尤其再加之自以為是一點，那神州大地上，必然就是斯文掃地，知識遭殃，大師呻吟，白卷稱王，一部二十四史，就這樣白紙黑字寫著的。

據說，朱元璋登基後殺的人，比他登基前殺的人，少不到哪裡去。僅胡惟庸案、藍玉案，至少有十幾萬人，死於非命。試想，連與他一起揭竿起義的同志，與他一起南征北戰的戰友，乃至於追隨多年的部下，歷盡艱辛的親屬，包括一起打江山的他的兒女親家李善長，都殺害殆盡，會對你知識分子客氣？

在吳晗《朱元璋傳》裡開了一串被殺文人的名單：“處州教授蘇伯衡以表箋論死；太常卿張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殺，而是綁起來扔到長江裡）；河南左布政使徐賁下獄死；蘇州經歷孫右；曾為藍玉題畫，泰安州知州王蒙嘗謁胡惟庸，在胡家看畫，王行曾作過藍玉家館客，都以黨案被殺；郭奎曾參朱文正軍事，文正被殺，奎也論死；王彝坐魏觀案死；同修《元史》的山東副使張夢兼、博野知縣傅恕、福建僉事謝肅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趙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張士誠處作客，打算投奔擴廓帖木兒的戴良，畏罪自殺。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張宣，謫徙濠州；楊基罰作苦工；烏斯道謫役定遠；顧德輝父子在張士誠亡後，並徙濠梁，都算是十分僥倖的了。”

因此，以高啟為首的“吳中四傑”，會指望老朱給他們拋來一串熱情的飛吻嗎？

明代的郎瑛在其《七修類稿》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