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君子。

三堂審訊以後，定為“相應請旨將尹嘉銓照大逆律凌遲處死。”

康，雍，乾三朝，迭興文字獄，血也流得夠多的了，殺雞給猴子看，阻嚇作用也已起到了，大多數文人也都把尾巴夾得很緊。乾隆便不讓他受凌遲之罪，改為絞立決，恩准他一次痛快地死亡。

這位著作等身的大文人，就為他老了老了還不知縮手，還想“得”到更大名聲的行徑，為這個“得”，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雖然，尹嘉銓案是個特殊的個例，但《論語》裡這句“戒之在得”的古訓，對已經到了夕陽西下，桑榆晚景的老人來說，還是很具惕勵意味，值得深思的。

從屈原到王國維（1）

對中國文人來說，功名，財富，聲望，褒譽，是暫時的，只有閃爍著你的睿智，活躍著你的思想，當然，還有流露著你的才華的作品，才是永久的。這也是軟弱的中國文人，最終能夠在精神上勝於強大的秦始皇、漢武帝、朱元璋、康雍乾這些帝王的原因。

只有活著，便有一切。只有活著，而且寫作，便也擁有未來。因此，中國作家通常不大采取這兩位大師的極端做法。

七十八年前的初夏，陰曆五月初三，想不開的王國維，轉了兩圈，看看周遭無人，一頭栽進頤和園昆明湖。

那時，頤和園門票巨貴，要大洋一元，因而遊人甚少，待救起，已斷氣。毛澤東有詩云，“莫笑昆明池水淺”，　那裡的水並不深，王跳進去，便一頭扎到底。事實上並非溺斃，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滿七竅，窒息而死。

嗚呼，一代學人，草草一生，就這樣於汙泥濁水中逝去，時年五十一歲。從他身上，翻出一紙遺書，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等字樣。有人說，他這個“辱”，為死殉清廷，效忠遜帝；也有人說，他這個“辱”，與他親家羅振玉有些什麼糾葛。但不管什麼緣由，當時及後來，咸認為不值得。

凡跳井投河，凡沒頂自沉，用這種辦法結束自己生命者，多為女性，多為弱者。屈原也好，李白也好，王國維也好，稍後一點的老舍也好，作為軟弱的知識分子，在壓力下，在羞辱下，在無路可走，無以為生的絕境之中，這是最無奈，也是最無能的選擇了。

自王國維之後，自老舍之後，迄今為止，還不曾發生過別的什麼作家詩人，什麼教授學者，想法淹死自己的類似事情，這，當然很令人鼓舞。

我想，可能一，趕上了盛世；可能二，大家都不再那麼想不開。知識分子天性的軟弱，也許沒法改變，但拿定主意不死，卻是可以咬咬牙堅持住的。這一點，相當重要。

每次逛頤和園，走到排雲殿的西邊，石舫的東面，就會遺憾王國維之缺乏這點認識。既然是“再辱”，先前必有“初辱”，既然發生過“初辱”，領教過“初辱”，忍受過“初辱”，那麼，這個“再辱”，還有什麼想不開的呢？“辱”過和沒“辱”過，有質的不同，“辱”過一次和“辱”過多次，則是量的不同。無論什麼“世變”，無論怎樣“再辱”，　完全沒有必要一死了之。

因為從歷史的，傳統的，薪火相傳的文化角度來衡量，這樣一位精通中學，深諳西學，擅長甲骨文，兼及詩詞美學方面的高深造詣，為中國文人中的佼佼者，作出貢獻的王國維，並非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之流。他跳進昆明湖，這撲通一聲，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文人真正稱得上學富五車的時代，也就宣告結束。從此，有學問的文人，鳳毛麟角，而“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的半瓶醋的文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草包化的文人，形成中國文化的主流。

我一直認為，王國維選擇這一天自殺，是受屈原的影響。他之訂於初三死，而不是初五死，是這位學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