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麼？他雖然未置一詞，但透過漁夫的嘴，說明他不會贊同這種樣子的斷然措置。因為，他本人曾經像屈原一樣，忠忱愛國過，憂患元元過，赤心耿耿過，讜言錚錚過，不但沒得到好的結果，更沒得到好的下場。

但他卻沒有下決心像屈原那樣輕易地就給自己畫句號。

要知道，天有多大，這世界就有多大；這世界有多大，我們的生存空間也應該有多大。這也是從屈原到王國維的兩千三百年間，有人想不開，死了死了，想幹什麼也不行了。有人想開了，遂有可能在中國歷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這就是堅決活下去的司馬遷，理解同情屈原的同時，又並不以為然的描寫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正是太史公的這支筆，記敘下來屈原的死，從此，每年的這一天，成為全民的一個節日。他們用划龍舟的形式，用吃粽子的方法，來紀念這位詩人。在中國，一個文人的忌日，能成為舉國上下的嘉年華。相反，中國差不多有三百多個帝王，他們活著的時候，唯闢作威，唯闢作福，什麼事情辦不成呀，然而他們卻沒有辦法能夠在死後享受如此永遠的殊榮，實在是使知識分子揚眉吐氣，深感榮幸。

死了能被人記住，不容易，死了能被人懷念，更不容易。死了以後，每年至少有一次出現在活著的人的視野裡。說實在的，這麼死一回，好像也值得似的。然而，除了王國維，在中國文學史上，大多數中國文人寧可學司馬遷，也不學屈原。因為，在端午節的這一天，那些划龍舟的人，那些吃粽子的人，那些點雄黃酒，掛艾蒿的人，到底有多少真正去紀念這位中國第一詩人者，也是非常有限的。

從屈原到王國維（3）

這個現實，能使中國文人清醒。

也許外國文人對於各色各樣的“辱”，見識得少，經歷得更少，忍受得尤其少的緣故。所以，讀外國文學史，譬如俄國的第一詩人普希金，第二詩人萊蒙托夫，為了一個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絕對不值得死的理由，而送掉性命。深感此二位之大可不必，也覺得此二位有如屈原和王國維之想不開。

當然，對他們隨便就豁出命去拼的精神，還是忍不住為之激動。

為什麼激動，因為懦弱的我，做不到。而且我還相信，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太把命當回事，也是做不到的。中國文人，從古至今，幾乎找不出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這種樣子因嘔一點閒氣而拉開架勢決鬥的案例。

中國只有忍辱負重司馬遷，這位無論怎樣想不開，也要努力不死，絕對不想自殺，受天大的痛苦也要去著書立說的範本人物。

或許，這正是應該我們為之自豪的，由於惜生畏死的緣故，中國作家的自殺率，要低於西方，更低於日本。形成這樣一個結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有皇帝的那些年代裡，中國知識分子被整肅得太狠了，太苦了；消滅得也太輕易了，太隨意了。因而，物理學的定律，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反倒激發了古往今來的文人，特別強烈的求生謀存的能力，只要有一絲活下來的可能，輕易不肯自絕於人民。

對不起，恰恰是那些外國同行，由於活得優裕，從容，自在，不那麼感到明顯的壓迫，威脅，鎮壓，因而稍有鬱悶，不快，壓抑，就受不了。於是，視生命為兒戲，說死就死。越是大師級的重磅作家，如海明威，如川端康成，如法捷耶夫，越是愛用這種方法解脫自己。奧地利作家斯蒂芳·茨威格，也是其中一員。

1942年2月22日，他同妻子一道，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市郊彼得羅保斯的寓所自殺。他留下一紙《絕命書》，聲言死的理由。

“年過花甲，要想再一次開始全新的生活，這需要一種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無家可歸的漫長歲月中業已消耗殆盡。這樣，我認為最好是及時地和以正當的態度來結束這個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