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提供了一個正義合法的機會來試探中央的實力，他們躍躍欲試又心懷忐忑，於是各地都督聯合起來挑戰中央，有難同當有福同享。

結果都督們成功了，都督之一的齊王更是一躍成為新的執政者。但此時執政者的含金量已經降低，執政者再也沒有以往那種號令天下莫敢不從的赫赫威權。事實擺在眼前，皇帝只是紙老虎，中央執政也只是紙老虎，嚐到甜頭的地方都督心中難免會這樣想：“既然齊王打進洛陽就能成為執政者，那麼我為什麼不可以？”

實權人物動了這個賊心，“八王之亂”就徹底進入了弱肉強食的階段，晉王朝也加速全面崩潰。此後，河間王、成都王、王浚等人動輒攻打洛陽，動輒劫持皇帝。司馬衷徹底淪為玩偶，聖旨朝令一文不值，執政等同狗屁。

因此，齊王到手的權勢全都只是幻影，迎接他的只有死亡。

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大敗局，沒有人從中獲益。

齊王入洛陽是在永寧元年六月乙卯。當時大局已定，惠帝復位，趙王已在兩個月前被毒死在金墉城。

勤王既已成功，就沒有繼續擁兵自重的理由，如果齊王是一個純臣，他就應該解散招募來的軍隊，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然後入朝覲見。但是齊王沒有，不僅沒有，他還在繼續接納從江南、淮南各地投奔而來的遊兵散卒，同時聯合新野公的荊州軍，擁兵幾十萬，戰爭結束之後齊王的軍隊反而超越了戰時。

齊王的動機明顯不在於護衛皇帝司馬衷，而是與成都王等人爭鋒立威，以求在新的政權分配中多分得一杯羹。

齊王雖然動機不純，但也不宜對他責備太過。大亂之後必有大賞，這已經成為惠帝一朝的規律，文臣嚮往在和平盛世裡平步青雲，武將則最希望國家多發生戰爭，好樹立軍功升官發財，古人所謂“樂國家之多故”，就是這個意思。在這亂世將至的時代，千萬別指望這些手持利刃的傢伙會無償替人賣命，所以齊王必須餵飽麾下的那些將領、士兵，否則就會軍心渙散，導致眾叛親離。

而這並非齊王一人的處境，成都王、河間王也是如此，他們擁兵赴洛的動機表面上是忠君愛國，實際是邀功討賞。成都王的十幾萬大軍就一直駐紮在京城；連在勤王過程中未發一兵一卒，沒有立下任何功勞的河間王也親自帶領關中大軍，衝到洛陽去撿現成便宜，作為勤王大計的倡議者，勤王運動的總指揮，齊王當然不甘心落於人後。

齊王司馬冏是個工於心計的人，他的心計貫穿《晉書·齊王司馬冏傳》的始終。齊王善於揣摩人意，也擅長表演，能夠在最需要的時候展示對自己最有利的姿態，以趨利避害，爭取最大利益。

齊王司馬冏是已故的齊獻王司馬攸的第二個兒子。司馬攸有四個兒子，依次是司馬蕤、司馬冏、司馬贊、司馬寔，其中司馬贊六歲早夭，活到成年的有三子（《晉書》關於此處前後有矛盾）。司馬攸將長子司馬蕤過繼給早夭的弟弟遼東王司馬定國；又將司馬贊過繼給另一個早夭的弟弟廣漢王司馬廣德，後來司馬贊也夭折了，就將司馬寔代替司馬贊過繼。

四兄弟之中，唯獨司馬冏被父親留在身邊，表明司馬攸對這個兒子別具青眼。少年時期的司馬冏幾乎就是父親的翻版：為人謙和、仁愛、好施惠於人，有良好的口碑，史書上說他“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

後來司馬攸與太子司馬衷爭嗣失敗，被武帝逼死，年僅三十六歲。不期而至的死亡令司馬攸措手不及，他當時顯然沒有做好準備，具體的表現就是他還沒來得及冊立嗣子。所以司馬攸暴斃之後，無人能夠繼承他的齊國王位。

對於弟弟司馬攸的英年早逝，武帝的心情一半是愧疚，但更多的是鬆了一口氣。為了掩飾兄弟鬩牆的事實，標榜自己是個好哥哥，武帝兩次親自到司馬攸靈前弔唁，哭得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