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餘里。

此次南巡各項開銷，據日後江蘇巡撫莊有恭所奏，預備道路、橋樑等類例應報部者，動支司庫正項銀十四萬九千七百九十六兩；名勝、陳設等類不應報部者，動用商捐銀十五萬兩、司庫閒款及各屬公幫罰項銀二十六萬八千五百五十五兩，共計五十六萬八千三百五十一兩。（32）

3．南巡風波，以偽奏稿案為始的文字獄

南巡，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一面。

南巡所耗費的財力物力，其數目是難以統計的。乾隆十五年五月，初次南巡尚在準備之中，河南道御史錢琦上奏揭發江南總督黃廷桂授意知縣，“令鋪裝置極華靡，器用備極精緻，多者用至千餘金，少亦五六百金，且有隨從員役任意勒索，該督復差員往查，惟恐稍有簡略”。皇上卻認為“言之不免過當”，可能是以為辦差為苦之人，“或散佈流言，張大其事”。據時人記載，黃廷桂嚴催督急，州縣奉行不善，科派地方紳富各人承辦，人心惶惶。刑部員外郎蔣楫，家住蘇州，“乃獨力捐辦（蘇州地方）御蹕臨幸大路，計費白金三十餘萬兩，親自督工，晝夜不倦”。（33）僅蘇州府修御路即用銀三十萬兩。其他還有許多擾民之處，難以數計。（34）

自乾隆十三年末黃廷桂總督兩江，其為政風格頗為江南士民所不滿，至辦南巡大差，督責嚴刻操切，更使民情洶洶。（35）時袁枚居鄉，特致書黃廷桂，謂公治西川，又治甘肅，皆邊地也。苗夷相鄰，機貴神速，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無所用之。公偵事委之武弁，武弁託之兵丁，此輩不知是非，東馳西突，所在驛騷，即付有司鞫訊，逐層核轉，縱或深明無罪，立釋拘繫，而被訪之人，已棄產破家而不可救。故曰“公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

又謂南巡所治橋樑山川，原許開除正供，不必門徵戶罰，況詔書重疊，唯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公之言曰：“南民狡獪，無忠愛之心，故一大創之。”不知鍾愛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

又謂公之盱衡厲色，呵官吏而忤朝貴者，豈公之性哉，蓋公之術也。從來英明之君，惡人沽名，尤惡人立黨。上之英明冠百代者，公知之深矣。務在孤行一意，時時為率作興事毫無顧忌之狀，使官民詛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明矣。內而九卿六曹，外而撫司提鎮，從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口無好語，則我之絕攀援而無黨也，又明矣。縱有過失，難免彈射，而一託之於招怨有素，使上若曰：“黃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寧足相排笮耶”。愈毀之，乃益所以深譽之，久而人人知其毀之無益，則不復有以蜚語上聞者矣。（36）

閏五月，上諭：黃廷桂在兩江總督之任兩載有餘，朕詳加體察，伊於江省不甚相宜。蓋南人風氣柔弱，而黃廷桂性情剛躁，幾於水火之不相入。此番辦南巡差務諸事，該省吏民畏懼之心勝，而悅服之意少。黃廷桂喜怒之間亦不得領要，受其呵斥者，固不能無怨；即為獎許者，亦不為感。久之，將何以行其威令。必令久於江省，未免用違其長。陝甘民情，本屬陽剛，於黃廷桂性情為宜。（37）命黃廷桂調陝甘總督。乾隆十三年第一次“金川之役”，前線需人，黃廷桂就與尹繼善有過一次調換；現在又有了一次互換，從不久就發生的“西師之役”來看，無論如何，他們都是旗人，都是皇帝特別信任的大臣。而最終皇帝“蓋棺定論”，黃廷桂被贊為“五督臣”之首，相比而言，更得人望的尹繼善只居其次。

直到乾隆十九年二月，還有大僚動用正項，採買備建行宮木植，已運到工之事，致為皇上批評。

南巡，本是為展示滿族統治者的“新形象”，但沒想到會受到那麼多的批評，對今上來說，這恐怕就是最令人不快的一件事了。

自乾隆十三年東巡，地方大吏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