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辦差華美，以為取悅固寵之計，山東、河南紳民先後受到擾累。迨十四年備辦首次南巡，總督黃廷桂督責苛急，三江兩浙紳衿士庶，乃至地方官吏更激忿難平。

至遲在乾隆十七年四月，山東發覺所謂《孫嘉淦奏稿》（一說正月即已在湖北發現）。眾人紛紛傳抄，並在各地流播開來。偽稿累萬言，以所謂“五不解十大過”，指責皇上即位以來之種種過誤，尤為指斥南巡，（38）難怪皇上如此震怒！八月初五，雲貴總督碩色首發其事。由是開始厲行查辦偽稿作者，至十八年三月倉促收場，一個歷時一年零七個月的追查“偽奏稿”的大案，便在十四個省份展開。

在審訊中發現，偽奏稿主要來自南方的一些省份，熱衷於傳播偽奏稿的主要是中下級官員，因為南巡的各項差務主要由他們去辦，也許正是他們最希望停止南巡。偽稿的流傳亦相當廣泛，就連甘肅以及雲貴土司境內等邊遠地區，都能找到抄本，有的甚至還有批語，難怪皇上竟發出“其流傳之廣，一至於此”的驚歎。

因偽奏稿流傳廣，來源不一，涉案人多，追查將近一年，依舊是“了無頭緒”。例如江南追查偽奏稿的源頭查到江寧、揚州、宿遷、清河，又追到湖北、貴州。在湖南發現偽奏稿後，陸續逮捕了十幾個人，在審訊中全都說是從別人那裡傳抄而來，當根據口供所提供的姓名去追捕時，不是已經亡故，就是查無此人。輾轉追查，不得結果。

皇上對此十分惱火，斥責各省督撫查辦不力，“一切委之屬員，輾轉關查，拖延時日。而其中情偽百出，有挾仇扳誣者，有受囑開脫者，有畏刑妄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會遷就，株連擾累，不勝其煩，而正線轉迷，首犯尚悠然事外”；關鍵在於“上下相蒙”，“以模稜為大度”。追查的目標，似乎又不在其作者和傳抄者，而指向了辦事不力的地方官員。

自從查辦偽奏稿以來，僅三個月的時間在四川一省就抓獲兩百八十餘人，湖南巡撫一次捉拿十二三人，江西一次抓獲十人。而到了乾隆十七年六月，除已查辦者，尚未查清的與傳播偽奏稿有關的案件就有四十四起之多。由於株連太廣，御史書成呈請釋放被關押疑犯，皇上一面將其革職，一面卻解釋說：

此案自碩色一面奏聞。一面諮拿根究。既已延乃數省。遲至經年。斷無驟然中止之理。（39）

彼時朕意謂流言譸張。原可置之不問。但該督撫既經拏犯審訊。斷無降旨反令不必查辦之理。（40）

若但謂一切報罷。遂為息事寧人。則朕自御極以來。即可高居端拱。耽樂深宮。（41）

表示此案“殊於大清國體統顏面有關”，“關係風俗民心者甚大”，不得“畏難中止”。至此，似已成為騎虎之勢。

直至乾隆十八年，以破獲盧魯生等所謂偽稿作者，勉強結案。據說，乾隆十五年七月，漕運總督所屬江西撫州衛降調千總盧魯生與南昌衛守備劉時達慮及辦差賠累，欲製造輿論停止南巡。因工部尚書孫嘉淦以直諫名天下，為聳動人心，盧、劉二人遂密謀假託孫嘉淦之名，捏造《孫嘉淦奏稿》。

另據交代，偽稿乃乾隆十五年三月內在廣東得來，給予盧魯生同案犯劉時達之子劉守樸。從偽奏稿對乾隆時期大臣鄂爾泰、張廷玉、訥親等的指斥來看，所言多乾隆十年以前之事。盧魯生、劉時達可能會增加一些同南巡有關的內容，並不是偽奏稿的最初作者。但皇上決定把二人作為替罪羊，並不願再追查下去了。

是為乾隆朝中期第一個大文字獄。

如果說南巡是為了向時為經濟與文化重心的江南漢人“示威”，和宣揚滿人自己新的統治文化，那麼，在這一時期“恰好”出現“文字獄”，就不是什麼“偶然”的了。

4．其他文字獄

但事態的發展，卻已超出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