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整飭之後，欽遵成訓，隨時用中，復濟之以寬大，……乃沿之日久，或貪官簠簋不飭，或奸民譸張為幻。此類怙惡自甘，既非可以德化，若煦煦以姑息為仁，將官方國紀、風俗人心，何所底止？（65）

幾天以後，針對御史周照所奏一折，上諭：

如所稱行政急於觀成，必條例繁多，法令嚴密。承於下者，轉得以空文相應，試問今日之行政，有視昔加嚴者乎？繁者何條？密者何令？

至稱用人急於求效，便給近利之臣以小效炫其才智，而老成持重轉因而退沮，何不指名奏出？……

續諭：適恭閱皇祖聖祖仁皇帝實錄，有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可太雜，明朝國事全為言官所壞之諭。昨者降旨求言，原冀得一二補闕拾遺之奏，庶幾有裨實政。乃其中並無所見，而藉詞應詔，妄肆簧鼓。朕若復崇尚虛文，則明季弊政，炯鑑俱在。周照著嚴行申飭。嗣後倘更有似此空言塞責。實行其私者朕必明治其罪。（66）

足見對當日朝政亦存在嚴厲的批評。確實，無論“南巡”或“西師”等，都是乾隆一朝以前難以想象的，現在不但局面逆轉，且在多方面主動出擊，以達到國家的特定目標。可見當日問題也不僅僅在於“當寬當嚴”一個方面。

但我們畢竟看到了對文字獄的不同意見。其後，還有著一系列的文字獄案，它恐怕還要持續很長時間，儘管在乾隆二十三至二十五年之間，數量曾一度有所下降：

乾隆朝文字獄·二（乾隆二十至二十七年）

隆二十年（1755年）

二月，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

五月，山西興縣縣民劉裕後赴學政行署投獻自著《大江滂書》。山西巡撫審奏：該書悉屬妄誕不經，但自比聖賢仙佛，或稱頌其父祖，借擬帝王，甚至有譏刺朝廷之語。因其素有瘋疾，稍為寬縱，請旨即於市曹杖斃。

九月，旗人趙永德赴山陽縣呈首原任刑部郎中、淮北鹽商程鍪所著《秋水詩抄》，有造謗汙衊之語。經江南河道總督研審奏聞，上諭：其中並無譏訕悖逆之語，而送王大一首系抄襲古詩以為己作，則富商無識務名之習畢露。看來此事明系趙永德索詐不遂，挾嫌誣害。富勒赫為其所愚，據以入奏耳。倘因此案動於語言文字之間指摘苛求，則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誣詐，有司不察，輒以上聞，告訐紛繁，何所不至？迨至辯明昭雪而貽累已甚，此等刁風斷不可長。趙永德著交該撫莊有恭嚴審定擬具奏。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

正月，江蘇常熟民人朱思藻以地方被災，米糧昂貴，意謂地方官未必稟詳，不能邀恩賑恤，於是將《四書》成語湊整合文，題為《吊時》，中有“暴君汙吏，長君逢君”，“有王者起，猶解倒懸”等語。同鄉監生呈首到官，兩江總督、江蘇巡撫以其“侮慢聖言，鴟張訕滂”，請旨即行正法；上命從寬免死，遣發黑龍江，諭：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項凡用一百四十三萬，已不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餘萬，米稱是。且江省去年秋災，截漕撥粟，數逾百萬。朱思藻究因災望賑，尚與胡中藻之身列仕版無故悖逆謗訕者有間。

四月，山東巡撫拿獲妄言禍福流寓之人劉德照，稱其人“似類瘋癲”，隨於直隸開州劉家牆洞內查出字帖四紙，有“興明興漢”，“削髮擰繩”等語，直隸總督奏聞。上諭：近來督撫往往以跡類瘋癲奏請杖斃完結，不思此等匪類，若不過詞語不經，妄言災禍，誆誘鄉愚，或生事地方，訾議官長，杖斃已足蔽辜；如其訕謗本朝，詆譭干犯，則是大逆不道，律有正條，即當按法定擬，明正典刑，妻子緣坐，不得坐以瘋癲，曲為原解，僅予杖斃。劉德照凌遲處死。自此案始，瘋漢文字獄劇增。

六月，左必臣以訓蒙卜課為生，因年荒失業，與朱伯侯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