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清朝政府收藏的《永樂大典》是明以前各種著述之淵藪，其中多存“世不恆覯”之書。應由政府組織人員，“擇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為書”。第三，建議政府充分吸收漢、隋、唐、宋以來歷次整理文獻的經驗，不僅徵求遺書，而且對其進行校勘，同時還應組織人員對所收書籍“或依《七略》，或準四部”，分門別類地“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為此政府應建立專門機構，完成這項工作。第四，在徵求民間遺書時，應將採訪範圍進一步擴大，凡是具有文獻價值的鐘銘碑刻、金石圖譜，都當在搜求範圍之內。這些建議的總精神是要求政府對全部現存文獻進行一次繼漢、隋、唐、宋之後的總清理。

受朱筠建議啟發，皇帝改變了單純求書的初衷，決定編纂一部囊括古往今來一切主要著述的巨型叢書——《四庫全書》。根據他的指示，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庫全書館”於翰林院正式成立，一個由政府組織的規模空前的編纂《四庫全書》的活動便由此開始了。

根據皇帝的指示成立起來的“四庫全書館”機構龐大，大小負責官員多達三百六十人。其中的總裁官、副總裁官為總攬全館事務的主要官員。因統籌全域性，責任重大，故特設正總裁官十六員、副總裁官十員，皆分別從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中簡選。皇帝還特派自己的三個兒子皇六子永珞、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理也充任總裁官。總裁、副總裁之下，設總閱官十五人，總管閱定各書之事；總纂官三人，總理編書之事；總校官一人，總理校訂之事；繕書處總校官四人，專掌抄書及總理校對脫誤之事。上述每一機構之下，又設有具體辦事官員多人，分管校勘、編纂、刊刻、裝訂、整理之事。此外，在全書纂修過程中，還以各種方式招收抄寫謄錄的書手、繪畫的手工工人和刻字印刷的工匠四千餘人。

四庫全書館各職中，總纂官、總校官及其下屬各機構是《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的關鍵環節，皇帝特別注意選拔知名的學者和在各方面有專深造詣的人充任上述各職。除由皇帝親自任命當時著名學者紀昀、陸錫熊為總纂官，陸費墀為總校官之外，還分別以大臣薦舉、政府徵辟等方式將一大批學識淵博而又年富力強的著名學者安排到纂修官和分校官等各個重要崗位上。如著名經學家戴震、校勘學家周永年、史學家邵晉涵即分別被任命為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官兼分校官；著名經學家姚鼐、翁方綱、朱筠則分別被任命為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與此同時，其他一些著名學者程晉芳、任大椿、金榜、王念孫等人也都各據所長，在“四庫全書館”安排了相應的職務，並都成為《四庫全書》纂修中的骨幹力量。由於他們的辛勤勞動，使得《四庫全書》在各方面都達到了較高的學術水平。

《四庫全書》纂修中的書籍來源極為廣泛，大致可分為政府固有藏書和各省所進遺書兩大項。政府固有藏書包括自清初以來臣下遵照皇帝敕旨編修的敕撰本、內廷各藏書機構原藏的內府本和《永樂大典》中所輯的各種佚書；各省所進遺書包括各省督撫在此次求書中或從市場購買，或向藏書家借鈔，送館備用的各省採進本，各地藏書家因皇帝求書上諭曾經提及而不得不將家藏秘書獻出的私人進獻本，以及採自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通行本。

面對這些來源不同、版本不同而又為數浩繁的書籍，《四庫全書》顯然不能不予區別地悉加收錄。為此，乾隆三十八年五月規定：“所有進到各遺書，並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內現有各種詳加校勘，分別刊、抄，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壽之棗梨，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謄錄，匯繕成編，陳之冊府；其中有俚淺偽謬者，止存書名，匯為《總目》，以彰右文之盛。”

根據這些原則，在遺書到館之日，便對每一種書籍之不同版本進行校勘，並就其作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