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而目為悖妄，則欲將‘清’、‘明’二字避而不用，有是理乎？至其餘簽出各處，俱系廟諱及朕御名未經避寫，無論劉遇奇系順治年間進士，其人身故已久，安能預知敬避？即現在鄉曲愚民，其不知廟諱者甚多，豈能家喻戶曉？即偶有未經避寫，亦無足深責。此而指為語句狂謬，將其子孫治以悖逆之罪，則將來挾嫌告訐之徒勢必吹毛求疵，謬加指摘，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又諭：外間著有詩文“若並非有心違悖，不過字句微疵，朕從不肯有意吹求”，命將此旨再行明白宣渝。

湖南桑植縣人郭大至妄撰公狀序文，代宣《聖諭廣訓》，於學政按試時，將稿本呈懇轉奏。隨諮會巡撫究辦，以其“語多狂悖”，照大逆律凌遲處死。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安徽滁州生員駱愉客寓江蘇揚州，向鹽政呈遞書策，條陳鹽務積弊，內有“戊戌（四十三年）春間，由兵部驛遞傳賜總商江廣達宮妃”，“揚州城內眾口喧傳”。上命傳旨兩江徹查。兩江督撫、鹽政等以經查毫無影響覆奏，軍機大臣亦審得駱因索詐而造言生事。上諭：“該犯妄造逆詞，核其情罪，即律以大逆緣坐亦不為過。姑念究系愚妄所致，只須罪及其身，不必將伊家屬緣坐。”後駱愉被凌遲處死。其家屬仍行緣坐，給功臣之家為奴，嘉慶四年遵旨開釋。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湖南耒陽縣生員賀世盛因科名未遂，常懷忿懣，本年六月以“代人作詞”被拿，隨於其寓所中搜出尚未完稿之《篤國策》抄本。策稿中稱“捐路終為財動，有妨正途”等，意欲於書成之後赴京進獻，圖賞官職。得旨：“該犯究因失志場屋，貧苦無卿，摭拾傳聞，私自抄寫，藉以抒其抑鬱，與顯肆悖逆者尚屬有間”，賀世盛從寬改為斬決，其名下應行緣坐各犯俱著加恩寬免，概予省釋。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閏五月皇帝巡幸木蘭，在密雲途次，有四川太平縣人馬攀鳳叩閽，呈獻其父馬晏清所作《策論》。其中語多頌揚，唯有控告太平等州縣官創造連枷木籠、非刑枉斃人命等條。四川總督奏稱川省確有連枷木籠等非法刑縣。此案由於馬晏清長期未獲，最後不了了之。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江蘇沭陽縣民張懷路呈告監生仲見龍之祖仲繩所著書詞多狂悖。上諭：“朕將所著《奈何吟》一書詳加披閱，雖不至呂留良、徐述夔之狂吠，顯肆悖逆，但其詩詞內如‘舉世盡成狐假虎’及‘石渠天祿，釀成禍種’等句，甚屬謬妄”，命從嚴懲辦。次年兩江總督審明仲繩系明末清初人，其牢騷怨望之處，係為崇禎、弘光而發。上諭：“仲繩詩詞謬妄，係指明季而言，更不值代勝國追究，將其裔孫治罪也。”並治誣告、唆訟者之罪。（6）

27．學術建設

皇帝本人偏好考據，重視經學，長期以來，對這一類學術活動給予了提倡。正是在他的支援之下，整理、考據古典文獻的學術活動在乾隆時進入高潮，並在這一活動中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學派。

據說，皇帝所以對考據學者表示重視，肇源於他對程朱理學和理學名臣的厭棄。清朝初年，清朝政府即將程朱理學確定為官方哲理；同時，對於理學名臣，也不次擢用，優寵備至。在這樣的環境下出生的今上，從其幼年開始，即接受了比較系統的理學教育。因此，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對理學篤信甚誠，習誦不輟。他曾說：“朕自幼讀書，研究義理，至今《朱子全書》未嘗釋手。”“有宋周、程、張、朱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功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辯之至明。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入聖之階梯、求道之塗轍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理學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