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夫婦能夠控制“性的激情”；當他們想要孩子時，他們能夠加快其過程；否則他們就節制和等待；他們又掌握了傳統的避孕和流產技術；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歐洲要低得多。其計劃人口的方式不是別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嬰兒存活（14）。這些論點（特別是最後一點）發表之後，自然引致了學界同人的激烈爭論。

的確，過去人們一向以為，中國的人口，只是受所謂“積極制衡”（戰爭、瘟疫和饑荒）控制的，只有其所導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這樣一種馬爾薩斯式的“悲觀”論點，現在看來，豈不都成了一個“神話”（15）？

由此，一個新的“神話”出現了。中國人能主動、自覺地控制人口！不是在二十世紀，而是在那以前長達幾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時間裡！試問：沒有這樣的生育控制能力（和它的普及），一些地區（特別是江浙地區）的人口，怎樣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長，轉變為後一時期的低速成長呢（16）？

也許與眾多的批評者不同，筆者並無意於否認中國曆來是有一些辦法可以實現“避孕”的。在這裡，問題可能只是在於如何“取證”，和如何評價它的具體效果罷了。

但遺憾的是，在《人類的四分之一》書中並沒有舉出中國人是如何避孕和流產的例證（17）。而只是在相關的地方做了一些反推，例如，根據對遼寧一些地區的研究發現，當地人口出生數的升降與糧食價格呈反比例變化，無子家庭的生育間隔都比有子者短，等等（18）。因此有關的論證只能依靠其他的研究了，這就使該書的邏輯顯得頗為無力。

為此，同屬該一學派的李伯重在他的一項專門研究中提出，歷史上節育知識在江浙一帶民間已非常普及，其方法可分為藥物和非藥物的，後者又可分為手術的和非手術的兩種（包括針灸、推拿，食物避孕，調節房事和延長哺乳等）（19）。有評論指出，這為中國歷史人口學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層面，增加了我們對近代前中國人口生育行為的理解；儘管仍有許多問題應該質疑（20）。

李伯重所說的避孕方法，首推服用棉籽油。他認為，自清代以來，在江浙這一盛產棉花的地方，農民廣泛食用棉籽油，大約就是在不自覺地服用“強力避孕藥”了（但不分男女老幼長期食用，是否會造成“不孕”的效果，於“不自覺”中又如何能夠有意停用，則未作進一步的探討）。其次還有一些“斷產”和“疏胎絕產”方劑（如服食鳳仙子、四物湯、九龍丹等）。除此之外，幾乎就再沒有談到什麼“防免作胎”之法了。而且，這些方劑與各種墮胎藥物相比，尚處於“嘗試階段”，據說並未得到普遍而有效的運用（21）。在筆者看來，就不免偏重於“流產”（墮胎）等“殺生性”的技術手段，對於如何“避孕”則重視不夠。而這，恐怕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避孕”的辦法可能還有很多。例如，我曾聽一位當事人講，她一次因偶然帶了一塊麝香，從此就不能懷孕（她因為已有四五個小孩，也就“歪打正著”，樂得如此了）。還有朋友告訴我說，將一種藥物“斑蝥”（“螌蝥”）置於子宮頸口（似是用一紙捻送入），也可有效地起到避孕的作用。舊日的妓女使用這一方法，“從良”之後，也就依然可以生育。此外，還有土製“避孕套”，壓穴法（如指壓會陰以“還精補腦”）、體外射精法，……（22）我相信，在現代技術傳入中國以前，這一類傳統的辦法一定還有很多（我想再強調一句，我們應該特別重視的是其中的“避孕”辦法，而不是“墮胎”、“溺嬰”一類手段）。儘管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夠見之於文字史料，而更多地須倚賴“口述歷史”資料。

20年前，當我在研究所裡說到，有一些傳統的辦法可以避孕時，曾經受到同行的“譏笑”。今天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