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情況大概是不會出現了。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更深入地搜尋有關史料，不僅是利用文字史料，也要大量使用口述歷史的方法。尤其是，如果說江浙地區曾經在長達好幾個世紀的歷史中使用這些方法，它又擁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口，那麼，我們為何不能對口述歷史調查寄予更高的期望呢？

在本節最後，我想說的一點，就是從這樣一段史實——江浙地區人口變化的方式乃由先前的高速增長，轉變為宋元明清時期的低速成長——是否即可反推出它與“生育控制的普及”之間，必然存在一種“密切的關係”（23）？

我過去在中國地區理論的研究中，曾按照各地區的發展水平，把它們分作幾個階段（或型別），每個階段又各有其特點，其第一項，就是人口方面的特徵；它的表現之一，就是隨著各地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長速度“自然”會不斷放慢。也就是說，在同一個地區，人口增長由先前的較高速度，轉變為後一時期的較低速度，乃是一個規律（24）。而這，正是各地區發展的通例，沒有什麼奇怪之處；實際上，清代全國人口增長率也呈現出這種“依次遞減”的現象。不能由此即推匯出某一地區就一定有什麼人口生育上的控制措施（如江浙），而其他地區則談不到（如川廣雲貴）。實際上，在清代那些開發較晚的地區，大都經歷了此一過程，按照這樣的推理，它們是不是也具有同樣而有效的人口機制了？

不過，我的研究主要還是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出發（或更多地強調經濟方面的原因），而未能從各個方面去進一步尋求各地區人口增長（或不增長）的具體原因（25）。在以後的教學中，我也曾多次向同學們談及此點。實際上，在各地區發展的不同階段，其人口狀況如何，可能都有人口方面（如自覺和不自覺的人口控制）的因素在起著作用（例如清代以前廣西等一些地區是怎樣實現其人口的“零增長”的即很值得研究）（26）。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盡力想辦法找出它們，而不是將之“置之度外”。

二、關於中國人口增長率

據說，上述有效的人口機制，導致了中國婦女的已婚生育率較低（大約只有6個以下，同樣條件下的歐洲婦女卻有將近9個）（27），本節接下來想討論的是，這樣一個結論將可能引發的一些問題。

首先的問題是，中國婦女是否一生只生五六個孩子？如有學者以為，只能將3。66當做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每一婦女養育率的最高值（28）。也有學者提出，傳統中國在計劃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在6。5左右，比英國婦女只少生1。5個孩子，相差不多（29）；或實際生育率為8個孩子，與西歐婦女的生育率沒有根本的差別（30）。但我以為，這裡問題的關鍵不僅在該數值的正確與否，而在於它將會導致出一個怎樣的人口增長率？

在我看來，中國婦女若一生只生五六個孩子。這已經是一個相當高的生育率了。建立一個精確的模型計算它將達到怎樣的年遞增率，恐怕非本文所能承擔。但假定死亡率能高到奪去一半兒童的生命，我估計，在二三十年間，人口仍將有加倍的增長。如清人洪亮吉雲：設有男子一人，娶婦生子，以“生三計之”（即一變為五矣），“子各娶婦即有八人”，將復生孫九人（即八變十七矣）；故云戶口“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31），皆有成倍的增加。正像有學者指出的，這5至6個孩子的所謂“低生育率”，已經達到了中國在二十世紀50～60年代的水平，年均增長率高達20‰（32）；這哪裡是什麼“低速成長”了（33）？豈不仍可視為沒有節制的生育（34）？

當然，我這裡所作的，還算不得什麼“科學論證”，而不過是“拋磚引玉”罷了。至於我們能否建立一套數學模型，對其加以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