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殺那整個政治體制背後所有的理想，及其一切規制法理之用心所在”。古今中外，“人類歷史尚無發現一種絕對有利無弊的政制，亦沒有一種可以推行數百年之久，而不出毛病的政制”（《國史新論》，第80頁、第82頁）。

這些都可以說是從中國自身出發的解釋。讀了這些話，您對所謂“中國思想史上的天花板問題”，是不是會有一些新的想法呢？

一個人做主

呂思勉先生說：儒家的希望，是有一個“王”，根據著最高的原理，以行政事，而天下的人，都服從他。假如能夠辦到，這原是最好的事。

呂先生又說：但是能不能呢？恐怕就不能了（《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第773頁）。

而在我看來，歷史上沒有做到，是不是就說明這個“理”錯了呢？恐怕還不一定！

這也涉及歷史是“什麼”的問題。

也許，因為中國文化“任重道遠”，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失敗”，展現出這麼多的“毛病”，經歷這麼多的“考驗”——負載這麼多的“功能”，讓你得出這麼多的“教訓”，幾乎沒有一個“難題”、“困境”是可以“逃逸”的，——這就是中國的歷史，並不是讓你有了個“理兒”就“一步而蹴”、“萬事大吉”的。

國人多好吃“香餑餑”，那不是存心“撿便宜”嗎？你沒有經歷過那些事兒，沒有歷經層層的苦難，從中悟出層層的道理，最終就“大徹大悟”，那怎麼能行？

回過頭來說，這個世界，或許就是令你受盡千般萬般苦難，以此來檢驗你，看你還能不能把持住那個“理兒”？

這能說是“理兒”的錯嗎？

正面看待傳統政治理念

對於傳統政治理念，先賢也有不能免於“時代偏見”的時候（今日何嘗不是），但持論平允，其間也有不少讓我們讀了再讀之處。

如呂思勉先生曾經寫道：中國古代的專制制度，也是由古代哲學所造成的：古人信萬物一本說，所以認君主專制，為當然的治法。《公羊》何《注》說：“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與董仲舒一樣，都替君主專制政體，立了一個極深的根據。但照古人說來，就是“王”也要法“天”，“上”也是統於“元”的。所以一方面，雖然看得天下之本，繫於人君一人。又一方面，還有“見群龍之首”之義。後人卻只取得一方面，這不能全怪古人（《呂思勉論學叢稿》，第184頁）。

世謂武帝之崇儒，乃所以便專制，非也。儒家雖崇君權，而發揮民權之義亦甚切。平心論之，九流之學，實未有主張君主專制者（《呂思勉論學叢稿》，第204頁）。

孔子曠觀千古，知小康時代之不可不立君也，而又知君權之不可以無限也。於是倡為主權在民之說。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曰：得乎邱民為天子，此其陳義可謂獨有千古矣（《呂思勉論學叢稿》，第264頁）。

這在理上有何不是，獨謂中國始有一“令人汗顏”之“天花板”耶？這豈不是“倒黴看反面”嗎？世上又哪裡有那樣“知行合一”、“完美無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

錢穆先生亦曰：常聽人說，中國自秦以來兩千年的政體，是一個君主專制黑暗的歷史。這明明是一句歷史的敘述，卻絕不是歷史的真相。那隻可說是一個君主一統的政府，卻絕不是一個君主專制的政府。諸如人才的選拔，官吏的升降，賦稅的徵收，刑罰的處決，依然都有法制的規定，絕非帝王私意所能輕易動搖。中國傳統政治，既非君主專制，又非貴族政體，亦非軍人政府，亦非階級專政，則中國傳統政體，自當屬於一種民主政體（《文化與教育》，第66頁、第82頁）。

我還是那句話：吾人看多了中國歷史上的那些“失敗”，而忽略了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