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意,也忽略了“歷史”究竟是“幹什麼”的這一層意思?它難道不可視為一種“隱喻”,並非我們目下即能回答的?
帝力於我何有哉
一般學人多認為中國傳統是個“專制政治”,甚至說是一個“專制社會”。
前者我們且先放下,來談一談後者:中國傳統是“專制社會”嗎?
近日遇到一位學者,她研究的題目是,中國知識分子怎麼都得了“軟骨病”?其主要結論是:由於當代的某些原因。同時,卻又極力從中國傳統中尋找一些“相關的”因素,並列舉了不少古人的“語錄”(包括我都沒聽說過的一些)。這就不只是自相矛盾了。
記得老友李零曾經說過,這樣尋找中國歷史裡的一些“有利因素”,那什麼結論得不出來?再說,歷史裡並沒有“新鮮事”,所有的事情差不多都是有“先例”(包括“先兆”)可尋的,那能說明什麼?
所以我們必須從大處著眼。用黃仁宇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先綜合,再分析。而不是倒過來。
首先應該認清,中國古代,政治是很“小”的。“廟堂之上”,可能是“一人說了算”,但它涉及的範圍,跟今天相比,可就差得多啦。
我曾經在《活著的傳統》中寫道:
清代所形成的,仍然類似一種“二層社會”,政府仍是高高在上,在縣級以下的廣大農村地帶,卻是另一個社會,二者之間甚少關聯。康熙後葉,聖祖皇帝曾幾次說道:“蠲除額賦,專為小民樂業遂生,一歲之內,足不踐長吏之庭,耳不聞追呼之擾”;“務使小民一歲之內,絕跡公庭,安處隴畝,俾得優遊作息,經理農桑”(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癸酉諭,四十六年十一月己酉諭)。這種“務使小民絕跡公庭”的思想,就是上述精神的一個寫照。
中國古代有一首詩,名字是《擊壤歌》(作者不詳;見於清人沈德潛編著《古詩源》),說: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恐怕是大家都耳熟能詳了。
還有一種說法,好像中國人都想“做官”,其實,那只是一小部分(讀書人很多,能考上功名的有限,再能做上官的家更少了)。而且呢,說做官以後就一直留在官場,一路往上爬,不到點就不退休,那也是誤解。大多數的官員,都是做幾年就下來,回家了:或者做“田舍翁”,或者作學問(如清代之考據學就是提供給這種人的一大研究方向),悠哉遊哉了。
孔子曰:“士志於道”,孟子曰:“士尚志”。孔子又贊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不能用其道,則藏道於身,寧退不仕。重道而輕仕,此亦涵有一番甚深衡慮(《國史新論》,第162頁、第170頁)。不是非當官不可的。
呂思勉先生說:中國古代的君主,豈不要權力橫絕,無所不為嗎?這又不然。這在理論和事實上,都自有其限制的。(一)在理論上,天子原以除暴而興,自然負有愛民的義務。(二)在事實上,暴政所能及之範圍,亦自有其一定的限度。秦漢以後,幅員太大,中央政府的權力,無論其為好為壞,都不易無孔不入。中央政府之影響,所能及於社會者實甚微。歷來的議論,說什麼聖君賢相,庶政鹹理,人民大受其福,不過是讀慣例古書,想當然的話頭。
所以中國政府之統一性、積極性,說起來實極可憐。然亦因此而得儲存一種消極的民主。一極小的範圍之外,則悉聽各地方之自由。欲由中央政府遙為宰制,一切包攬,則於事實不可能。中國疇昔,雖無地方分權民族自決等話頭,其所行固未嘗不暗合其理(《呂思勉論學叢稿》,第418~420頁)。
錢穆先生也說:中國自古國家規模太大,因此在社會上就不易有專制;古人如何能專制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