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意，也忽略了“歷史”究竟是“幹什麼”的這一層意思？它難道不可視為一種“隱喻”，並非我們目下即能回答的？

帝力於我何有哉

一般學人多認為中國傳統是個“專制政治”，甚至說是一個“專制社會”。

前者我們且先放下，來談一談後者：中國傳統是“專制社會”嗎？

近日遇到一位學者，她研究的題目是，中國知識分子怎麼都得了“軟骨病”？其主要結論是：由於當代的某些原因。同時，卻又極力從中國傳統中尋找一些“相關的”因素，並列舉了不少古人的“語錄”（包括我都沒聽說過的一些）。這就不只是自相矛盾了。

記得老友李零曾經說過，這樣尋找中國歷史裡的一些“有利因素”，那什麼結論得不出來？再說，歷史裡並沒有“新鮮事”，所有的事情差不多都是有“先例”（包括“先兆”）可尋的，那能說明什麼？

所以我們必須從大處著眼。用黃仁宇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先綜合，再分析。而不是倒過來。

首先應該認清，中國古代，政治是很“小”的。“廟堂之上”，可能是“一人說了算”，但它涉及的範圍，跟今天相比，可就差得多啦。

我曾經在《活著的傳統》中寫道：

清代所形成的，仍然類似一種“二層社會”，政府仍是高高在上，在縣級以下的廣大農村地帶，卻是另一個社會，二者之間甚少關聯。康熙後葉，聖祖皇帝曾幾次說道：“蠲除額賦，專為小民樂業遂生，一歲之內，足不踐長吏之庭，耳不聞追呼之擾”；“務使小民一歲之內，絕跡公庭，安處隴畝，俾得優遊作息，經理農桑”（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癸酉諭，四十六年十一月己酉諭）。這種“務使小民絕跡公庭”的思想，就是上述精神的一個寫照。

中國古代有一首詩，名字是《擊壤歌》（作者不詳；見於清人沈德潛編著《古詩源》），說：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恐怕是大家都耳熟能詳了。

還有一種說法，好像中國人都想“做官”，其實，那只是一小部分（讀書人很多，能考上功名的有限，再能做上官的家更少了）。而且呢，說做官以後就一直留在官場，一路往上爬，不到點就不退休，那也是誤解。大多數的官員，都是做幾年就下來，回家了：或者做“田舍翁”，或者作學問（如清代之考據學就是提供給這種人的一大研究方向），悠哉遊哉了。

孔子曰：“士志於道”，孟子曰：“士尚志”。孔子又贊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不能用其道，則藏道於身，寧退不仕。重道而輕仕，此亦涵有一番甚深衡慮（《國史新論》，第162頁、第170頁）。不是非當官不可的。

呂思勉先生說：中國古代的君主，豈不要權力橫絕，無所不為嗎？這又不然。這在理論和事實上，都自有其限制的。（一）在理論上，天子原以除暴而興，自然負有愛民的義務。（二）在事實上，暴政所能及之範圍，亦自有其一定的限度。秦漢以後，幅員太大，中央政府的權力，無論其為好為壞，都不易無孔不入。中央政府之影響，所能及於社會者實甚微。歷來的議論，說什麼聖君賢相，庶政鹹理，人民大受其福，不過是讀慣例古書，想當然的話頭。

所以中國政府之統一性、積極性，說起來實極可憐。然亦因此而得儲存一種消極的民主。一極小的範圍之外，則悉聽各地方之自由。欲由中央政府遙為宰制，一切包攬，則於事實不可能。中國疇昔，雖無地方分權民族自決等話頭，其所行固未嘗不暗合其理（《呂思勉論學叢稿》，第418～420頁）。

錢穆先生也說：中國自古國家規模太大，因此在社會上就不易有專制；古人如何能專制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