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在一起玩耍。這便是丹爾急需的一個環境，也是我一開始的願望。

教室裡有很多看護人員。丹爾在這個屋子裡也沒有陌生感和膽怯。學前語言機構、母親和我所做的工作最終可以在這兒得到補充。丹爾找了個角落，自己玩了起來，也不介意旁邊有孩子和看護人員，似乎永遠可以這麼自在地待著。我高興地坐上託兒所的巴士回家，途中與一個員工聊了起來，表達了自己對事情如此順利進展的欣喜和釋然。她給了一個我永生難忘的回答：“您已經很幸運了。有些家長有兩個這樣的孩子。”

在丹爾逐漸適應這一切以後，我慢慢開始從中受到很大的益處，有了些空餘的時間，於是決定給丹爾的臥室來個極簡的佈置修改，讓他在感官上不要有任何負擔。只要有一線機會讓我們能避免睡前戰爭，我們就永遠不會放棄。

我們儘可能地讓丹爾參與到這個過程中來，拿了三個桌布圖案讓他選擇：小丑、花和淡藍色粗彩條。不出我所料，他選了彩條。我們給了他一個小衣櫃、一個放燈的床頭櫃以及幾個他經常玩的玩具。在衣櫃裡，我只掛了一件襯衫。在櫃子下面的抽屜，我也只放了一雙襪子、一條褲子和一件汗衫。如果放得太多，丹爾會把裡面的所有東西都拿出來，扔得到處都是。等他慢慢學會不這樣搗亂了，我再逐漸增加里面的衣物。

翻新完畢後，丹爾的屋子看起來整潔漂亮。屋裡只放了一些必需品和幾個玩具，外人可能會覺得這樣很寒磣。令人慶幸的是，屋子的翻新讓我們幫助丹爾成功擺脫了鎮靜劑。

睡覺前的戰鬥還是一如從前，但不管多晚，他最後都會回到自己的小床去睡。我們給他買了張雙人床，這樣我們其中的一個人就可以躺在他身邊哄他睡覺。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傑米做這事。他把丹爾抱在懷裡，不停地告訴很愛他，直到丹爾睡著。大床帶來的另外一個結果是：丹爾在睡前要把他所有的玩具都堆到床上，包括他的腳踏三輪車。他會很興奮地把它們排列到午夜。早上醒來時，我們常發現他躺在我們中間。如果真如醫生所說，我們給他的只是“不安和負面的回應”，為什麼他還會這樣從我們這兒尋求慰藉？

1992年2月，我帶著丹爾去格林諾克的拉克菲爾德分院看精神病醫生，算是讓丹爾得到診斷的又一次嘗試。媽媽作為精神支柱跟我們一同前往，並允許與我們一同進屋。丹爾滿足地在角落裡玩著小車和農場小動物。這讓我可以不受干擾地跟醫生說話，真實描述與丹爾在一起生活的困難和他本身存在的一些問題。我以為這是此次拜訪的重點，後來發現自己完全錯了。那個醫生記錄道：“每次我試圖跟他一起玩，都被他拒絕了。他的媽媽和外婆沒有任何這樣的嘗試，他們之間沒有什麼真正的交流。”這一次，不單是我，連一直以來給了我和丹爾無數次支援和關愛的媽媽都受到了一個陌生人的責備。

我跟這個醫生說我的自殺念頭尋求幫助時，她質問的語氣更重了。我再也控制不住，於是脫口而出：“請問您這是在指控我虐待兒童嗎？您到底有沒有打算幫助丹爾，給我一個正確的診斷呢？”這樣一來，此次探訪也就不歡而散。那醫生提出讓我再次前來跟她討論自己跟丹爾之間的焦慮和緊張，被我一口回絕了：“我最不想要的就是喝茶閒聊和同情。我會找到一個地方確診我兒子的自閉症，不管是什麼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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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戰（二）（4）

母親在聽到這些話後震驚了，很快過來維護我：“丹爾把我們每個人都逼到了極端，但是他絕對不會有危險。”醫生看上去並不信服，媽媽又作了進一步辯解：“很顯然，我的女兒是想自殺，而非要傷害丹爾，這不就是證據？”

事情仍舊是毫無進展。對於這次見面，醫生的記錄是“丹爾發育嚴重遲緩，有極大的溝通的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