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利用的人脈資源，甚至沒有充分的電影知識儲備，匹馬單槍，行走在虎踞龍盤的京城，竟完成了兩部劇情長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和《我們倆》。兩部影片均屬低成本製作，卻以豐厚的含量在影壇風生水起。並讓這個曾被“質疑”的年輕女導演連獲國內重要的專業大獎——第五屆長春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第二十五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獎。

作為電影片名，《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字數太多，它幾乎很難讓觀眾準確地說出來。五年以後，說到該片的英文譯名，馬儷文笑言：“有三行，人們以為是三部影片的名字。”

說來很巧，我第一次聽到該片，也是在爭議它的名字。大約是2001年的春天，在深圳市電影發行放映中心，我聽到各大影院的老總們在討論，他們普遍覺得這是一部有誠意有良心和社會責任感的電影，同時又為它的發行擔憂：光是名字就限制了觀眾的理解和傳誦。當天觀片，我因臨時有采訪任務而離開。原以為很快能完整看到它，結果陰錯陽差，再見竟隔了四年。

2006年1月，我在嘉禾深圳影城看了《我們倆》，這部只有二百萬投資的小製作給我帶來意外驚喜。一個破舊的北京四合院，一老一少兩個人，一年四季的更替，孤僻而倔強的老太太與女大學生房客，從相互牴觸到變得親近友善，以及老太太的去世和少女的追懷等等。很普通的故事，卻有著極大的情感輻射，其中的孤寂、無奈、感傷、關愛，悲天憫人，於人物微妙的情緒變化中彌散開來，點點滴滴，沁人心脾。它沒有國產影片常見的浮躁、淺露、虛矯和廉價的煽情。而是沉靜清新、含蓄從容。毫不誇張地說，這是我見到的最乾淨、樸素和真摯的國產電影，不見任何加法，處處是節制和簡約。

2006年3月5日，馬儷文到深圳參加深圳報業集團組織的放映會，我第一次見到她，被記者包圍著，渾身黑的裝束——寬大的外套、大旅行包、梳向腦後的“馬尾巴”，只有面色素白，額頭寬而高。神態肅靜，目光審慎，風塵僕僕。不知為何，她的樣子讓我想到屠格涅夫的《門檻》——那宮殿門前的朝聖女子。雖然周圍簇擁著人，她卻像獨自而立。表情平和得近乎漠然，回答問題也像她的電影對白一樣少而短。當天的放映會上，我重看了《我們倆》，並第一次完整地看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這部處女作顯示了她的出手不凡，也多少暴露了技法的青澀和用力過猛。放映會後的現場交流中，許多觀眾說到影片淚水漣漣，有位少女竟泣不成聲。馬儷文卻顯得十分冷靜，宛如不相干的旁觀者，言簡意賅，不動聲色。

對於誇獎和恭維，馬儷文似乎始終有著某種警覺。第一次與她同桌用餐，我稱“《我們倆》是幾近完美的電影”，她半是狐疑半是玩笑道：“捧殺！”有一天，我從雜誌上看到某位大導演對她影片的稱讚，就轉述給她，她聽後反問：“你覺得這重要嗎？！”約她做一次深入訪談，她淡淡回答：“再聯絡吧。”我把初步擬就的問題發到她的電子郵箱，過了差不多十天，她才透過手機發回一個簡訊，說她還不知怎麼回答。

2006年4月，我在北京採訪，與馬儷文相約了幾次後，才於28日黃昏相會在積水潭公園附近的一家酒吧。酒吧在一座橋邊，臨窗有一片湖水，岸邊是初萌的新柳。店內幾乎沒有客人，落地玻璃窗有夕陽透過。身著紅外套的馬儷文走進來時，房間頓時被照耀得很鮮亮。我們一直談到天黑。

回到深圳後，我希望看到她過去的照片和那時寫過的一些文字，她用電子郵件發過來幾張。從那些早年的留影和泛黃的報刊上，我看到了學生時期的馬儷文——清秀，清純，還有些羞澀。而她在二十歲左右寫下的小散文，依稀可以窺見她電影裡的某些蛛絲馬跡。

馬儷文　王樽：樸素的構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