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樽：沒有父親的生活應該很艱難吧？

馬儷文：在七十年代，每個家庭物質生活都很貧乏，但一個家裡有個男人分擔就會好一些，我們家當時住平房，下雨就漏，要買油氈紙補上，為了省錢，我媽就找同事寫個條子，可以到油氈紙廠去買個出廠價，我和媽、弟，浩浩蕩蕩去了哈爾濱遠郊的地方。

油氈紙廠廠長很大方地說你們隨便拿，不要錢，能拿多少拿多少。可一卷油氈紙就有雙人沙發那麼長，巨沉，我們三個人只能拿一卷，天又熱，還要倒幾次車，我弟弟還小，幫不上忙，實在是太沉了，一路上只能滾著走。

王樽：現在回頭看，那些年的貧困生活是不是也錘鍊了你倔強的個性？

馬儷文：也許有關吧。記得我們家的鄰居是4號，那家的大爺胖得要命，他在肉聯廠上班，過年過節經常看見大爺從單位近水樓臺先得月地把整隻的、好大一個豬頭用腳踏車後座馱回來。當時買肉可是要用肉票的，經常是排隊都不見得買得上。偶然看見大爺還扛回來半扇子豬什麼的，所以他們家過大年時，人多，親戚也多，吃喝玩樂的在我們一棟房算是最有氣勢的，他們家人吃完飯，就個個打著飽嗝站在衚衕裡透氣。身後個個房裡點著燈，門口、前院、後院裡都是鋥明瓦亮的。

我媽就不讓我們點那麼多的燈，度數一大都不行，你前腳開，媽後腳關，好像我開燈的目的就是為了驗證媽在不在似的，那時候，我家真的老是昏暗昏暗的。

4號家黑瘦的大娘是賣冰棒的，一根根冰棒裝在暖瓶裡，開啟蓋，就會冒出一股煙，很迷人。大娘家有兩個女兒，大姐有些傻，我們叫她傻大姐，二姐很能幹，說話聲音也好聽，大娘家還有三個兒子，老大也沒看他幹什麼，不過我路過健康路十字路口處看見他老坐在冰棒車旁的凳子上看金庸的武俠小說。老二參軍了，很久後才回來，老小於生是我的小學同學，人很好，性格也不錯。

我七歲，媽還把我和弟送到大娘家看一段時間，每月給他們點錢，管一頓午飯。

我和弟開始跟著去到健康路陪大娘賣冰棒，覺得很新鮮。

天呀！這麼冷的天竟然有人買冰棒吃？這就是我對哈爾濱人的最初印象。

但是太冷了，堅持不到中午就不行了，我和弟的鼻涕都凍出來了，兩腳不能挨地要來回換。大娘說：“我怎麼不冷？”我和弟說不出為什麼，只是晃晃悠悠、哆哆嗦嗦看著大娘，她穿得多，腳裡面穿毛襪子，外面套上高腰氈靴，氈靴裡還有一個棉夾層。身上是絨線衣加毛衣、棉襖加棉猴。現在想一想大娘確實不冷。我弟受不了時，就哭，一哭特別管用，大娘馬上給我們送回家，讓傻大姐看著我們。

中午，大姐讓我和弟喝粥，我一聞那粥都餿了。弟傻了巴嘰的就喝，我不讓，大姐就罵我，我端起粥啪地倒在髒桶裡，大姐打了我一巴掌，拍在腦門上，啪的一聲還挺響，我還沒來得及生氣，她給我攆出去了。

站在衚衕裡我氣就上來了。過了一個小時，大姐讓弟叫我回去。弟開門對著我喊：“姐！大姐讓我叫你吶！”我生氣地喊：“不去！”過了一會兒，大姐開門露出腦袋仰著下巴叫喚：“你進不進來？”我弟在一邊看著。我不理。

大姐氣急敗壞地扔下一句：“凍死你！”啪地把門關上，然後我聽見一陣鎖門聲。

那天確實冷，我穿著拖鞋在衚衕裡來回轉悠，天黑了，我跺著腳，有些受不了了，我沒家裡鑰匙，我望著大野地的方向盼望著媽回來的身影。路過一個阿姨，我問：“幾點了？”阿姨一挽袖子，“北京時間六點。”

媽該回來了呀？

大野地一片黑暗，偶爾過來一個人，我就會充滿希望，但都不是。七點半，黑暗中才出現一個晃動的身影，戴著一副眼鏡，是媽，媽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