嗎？

馬儷文：沒人們想象得那麼難，我很少有壓力。在北京租了個小院兒，我冬天去一趟、春天去一趟，夏天、秋天再去一趟，監視器的位置都沒動過，一直在那兒。夜戲也很少，我就跟上班一樣，白天來，天黑回家，因為我堅持分季節實景拍攝，前後拍了一年半，七次開機關機，很多工作人員不可能總等著你，人家還要幹別的活兒，就走了不少，還有一位八一廠的道具師在我們休工期間和老婆吵架犯了心臟病去世了。

王樽：我看過三遍《我們倆》，有時我想，其中動人的要素很大成分與節奏有關，那麼豐富的情緒，被幹脆利落地剪到了片子之外。就像丹青高手的留白，畫內的情緒極為節制，而畫外的情緒卻十分豐富。在《我們倆》裡，你是怎樣控制自己，怎樣做到表現得適可而止？

馬儷文：這是感覺問題，很難具體說。每個人自己佈置房子都會有自己的招。按自己喜好佈置細節，出自己合適的招。

童年往事

王樽：看你的個人簡歷，很難把你劃歸到某個地方去，出生、籍貫和你的成長似乎都沒太多關係，好像你自己也不把自己當某個具體地方的人，比如你的出生地，和長大的城市哈爾濱。

馬儷文：哈爾濱那個城市對我是遊離的。我在江西出生，在哈爾濱長大，對那兒有太多的記憶。東北人的性格特點對我是新鮮的，我會潛移默化有些豪爽的東西，但在處理方式上不太一樣。從我懂事起到了哈爾濱，在哈爾濱上高中、參加的文工團，直到離開去北京，這些對我的成長記憶是個很重要的過程。

王樽：費里尼的《我記得，想當年》就是他早年生活的記憶碎片。侯孝賢的很多電影也可當他的傳記看，《童年往事》的主人公小名就叫阿孝，拍得特別真切感人，許鞍華說她看過十遍。觀眾總會有意無意地揣摩一部電影裡有多少導演的影子。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和《我們倆》中都隱含著濃郁的人情缺憾，兩部影片都有著深刻的孤獨感，還有對缺失情感的渴望，它們在多大程度上與你個人的情感經歷有關？

馬儷文：和自己沒多大直接的關係，但喜歡那些意味深長的、憂傷的東西，對這些感受非常敏感，拍電影時體會並不深，寫東西時就很有感觸。

王樽：好像很小的時候你就生活在單親家庭？

馬儷文：九歲，爸離開了我們。我和媽、弟一起生活。我媽在她風華正茂的時候就一人拉扯著兩個孩子，一直是一個人，沒有再結婚。

王樽：後來，尤其當生活很艱難時，你是不是怨恨父親？

馬儷文：小，不懂怨恨，也不回顧。

不過，有一次，在中戲上學時我去麥當勞吃快餐，吃到一半時，看見對面有個十###歲的小姑娘，對面坐著一個男人，是她爸爸，她爸爸給她抱著書包，不吃，就在那欣賞地看著女兒。女兒喋喋不休地說，她爸爸在那津津有味地聽，我一直看著他們，吃完後仍坐在那看。這些在我的記憶中是空白的，關切、疼愛、欣賞女兒、一個父親的目光。小時候，到小朋友家去聚會，大家都在那跑啊鬧啊玩啊，我忽然發現廚房裡兩個忙忙碌碌的身影，我就跑到廚房去看，她父母在做飯，那個父親戴個圍裙，高大的個子，熟練地翻炒冒著熱氣的菜餚，母親在旁邊打下手，一個溫暖的家庭氛圍，這些細節會讓我覺得有所觸動。

馬儷文　王樽：樸素的構成（6）

王樽：覺得遺憾多嗎？

馬儷文：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別人是別人，我是我，我就是這樣的，不能因為自己沒有就遺憾。

王樽：後來又見過你父親嗎？

馬儷文：2006年3月他到北京，我去機場接他。我在部落格上寫了記述那些天和他在一起的文字，名字叫《賜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