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布店當代表一般情形。但業主因店務忙迫，竟不結婚成家，以便專心照管。劉奇雲：“我與兄方在壯年，正好經營生理，何暇去謀他事？”又《新橋市韓五賣春情》（《明》）託稱為宋朝事。新橋鉅富吳防禦開了個絲綿店，又在五里外灰橋設有分店，勢必令子吳山照管。“吳山每日早晨到鋪中賣貨，天晚回家。”他曾對金奴雲：“父母止生得我一身，家中收絲放債，新橋上出名的財主，此間門前鋪子，是我自家開的。”此鋪店雖有主管一人專理買賣出入，吳山仍須“逐日將賣絲銀子賬來算”。

明代商人除鹽商及木商外，罕有批發商。因坐商既不往出產處收購物資，對收購物資之客商又無所統治，則其經營必仍以零星收購零星販賣為原則。前述盛澤鎮綢店，客商則“蜂攢蟻集，挨擠不開”，機戶則“織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脫。”則經營綢店者勢無批發之可能。上段所敘吳山為當地鉅富，但其對主管雲：“我入城收拾機戶賒賬，回來算你日逐賣賬。”則其所收絲，仍系零星賣與生產者，或以賒賬方式而附行高利貸。此與其他檔案記載之情形吻合。如松江之紡紗者，“裡媼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日復抱紗以出”　原載《圖書整合·職方典》松江部。《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頁224。。又張瀚為1535年進士，後任吏部尚書，其敘述彼祖先在15世紀及16世紀之交以織絲致富，常被若干學者摘錄為資本主義萌芽之例證。其實其原文雲：“購機一張，備極精工。每一下機，人爭鬻之，計獲利五之一。積兩月，復增一機，後增至二十餘，商賈所貨者，常滿戶外……”原載《松窗夢語》，卷6。《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頁36。張瀚既以家境富裕而入仕途，其所敘商人，則又與小生產者機戶直接接觸，商業經營仍不出傳統方式，即織即賣，全部重點為現金交易，無資本主義象徵。

《三言》故事中，罕有提及客商所購物資出售於消費地坐商之詳情。但其略有提示者，如前稱之阿寄販漆於蘇州及杭州，南昌布商之販佈於贛州石城縣，及呂玉之販佈於山西，均以零星出賣為主，暗示當地坐商，亦以極為緊縮之資本，逐日經營，無力大規模收購囤集，以掌握市場。茲項情形，與吾人所知之明代商業習慣相符。因消費地之坐商，逐漸成為批發商，則必管制客商之攜貨入境者，或放債於後者，或投資而互為契約。若真如此，則商業組織及商業資本必為改觀，結果為資金集中，一方面坐商之數目減小而其經營範圍擴大，一方面客商失去其獨立性而成為坐商之僱員。此情形繼續發展，商業資本終必投資於生產。但此諸條件始終未能在中國傳統社會成熟，亦即坐商未能蛻變為批發商，以促進資本主義之形成。

明代坐商之資金欠集中，亦可於商稅規制中窺及，如北新關在杭州城市內外課稅於各行商，至17世紀之初，其所課者為“區船一千二百餘隻，行戶三千五百餘名，每名季鈔少者僅二三十貫”《北新關志》，摘錄於《天下郡國利病書》，冊32。。如批發貿易發達，則其稅收無待於針對零售商行，有如前述。又戶部尚書趙世卿於1602年呈萬曆帝之奏疏，稱稅使四出，商人避稅歇業。文內稱河西務先年布店計一百六十餘名，今止三十餘家矣。臨清關往年夥商三十八人，今獨存兩人。臨清緞店三十二座，今閉門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閉門四十五家。雜貨店今閉門四十一家《神宗實錄》，頁7073。。文中稱布店、緞店及雜貨店，當系零售商無疑。其店數之多，亦顯系其業務非批發。如尚有批發商在此縷述店數之外，則增進商稅當應從批發商著眼，零售商數目之多寡與稅收數量無關宏旨，戶部尚書之呈奏仍計算後者為文不對題。

又前述陳繼儒之《布稅議》，在敘述“鄉人轉售於莊，莊轉售於標”之餘，續稱：“其近淮而北走齊魯之郊，仰給京師，達於九邊，以清